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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我独自出发，前往拉萨郊区的一所实验中学。
那里正试点推广“社会稳定心理评估系统”
，学生每周要填写电子问卷，AI根据回答生成“认知健康指数”
。
分数低者将接受“思想疏导”
。
校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心理辅导员，面带微笑地引导孩子们扫码入校。
我走近时，听见她对一个小女孩说：“你昨天的‘幸福感评分’下降了0。3，是不是家里有事？我们要不要聊聊？”
小女孩摇头，嘴唇抿得发白。
我心里却清晰浮现出她的声音：“妈妈昨晚又哭了，她说爸爸欠的钱还不清。
我想告诉她别怕，可我说不出口，因为老师说‘负面情绪会影响集体氛围’。”
我走上前，轻声问那辅导员：“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孩子会觉得表达恐惧是一种错误？”
她愣住，笑容僵在脸上。
我没有进办公室，直接走进教学楼。
走廊贴满标语：“积极思维=幸福人生”
“问题少年=待修复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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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告栏前停下，撕下一张宣传单，背面印着学生的匿名留言摘录：
>“我觉得我不够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
>“我讨厌考试，但我怕让爸妈失望。”
没有一句被归类为“有效反馈”
。
全被打上标签：“非建设性倾诉”
。
我找到正在上课的初三班。
老师正在讲解一道政治题：“面对社会压力，青少年应如何调整心态？”
标准答案写着：“提升自我认知，主动适应环境。”
我推门而入。
全班安静下来。
老师皱眉：“您是谁？这是公开授课。”
“我是来补一道题的。”
我说，“你们课本漏掉了一课。”
我在黑板上写下：
>**当所有人都让你适应世界时，有没有人教你，世界也可以为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