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合上文件。
“你为什么现在才给我？”
“因为之前没有确凿证据能把他和这件事直接联系起来。”梁文渊说，“我只知道他早年做过高利贷，但不知道具体案例。直到上周我在清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这包东西。她是当年处理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之一，退休前偷偷留了一份备份。”
沈知微看着他。
“你觉得这事会影响现在的局面吗？”
“会。”梁文渊说，“这不是普通的商业犯罪，这是命案。虽然过了快二十年，但只要有人愿意查，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更多证人。比如那个经办这笔贷款的会计，他还活着，在外地养老。还有当时负责催收的几个打手，有的坐过牢，有的改了名字。”
沈知微把文件重新装进袋子。
“你不怕我把这些用来报复？”
“我不怕。”梁文渊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你母亲的事和他有关。但我给你这份材料，不是为了让你去毁掉一个人，而是让你看清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是突然变坏的。他是从一开始就坏到底的人。”
沈知微没说话。
“你有能力扳倒他。”梁文渊继续说，“但你要想清楚，你是要让他付出代价，还是想让自己变成他那样的人？”
她抬起头。
“我没有选择。”
“你有。”梁文渊说，“你可以选择怎么走这条路。用法律，用证据，用规则。而不是用他的方式。”
沈知微站起来，拿着袋子走到窗边。
窗外是片老居民区，楼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小孩蹲在路边玩弹珠。阳光落在水泥地上，影子很短。
她想起三年前那天。
她站在会议室里，所有人看着她。陆明川低着头，任远舟坐在主位，轻轻敲着桌面。那份伪造的报表摆在桌上，红色墨水签的名字刺眼得很。
她当时只觉得天塌了。
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她转身走回桌前，把袋子放进包里。
“谢谢。”
梁文渊点点头。
“还有件事。”他说，“这份档案里有个细节我没提。”
沈知微停下动作。
“周建民死前写过一封信。不是给家人，是给一个朋友。他在信里说，他知道是谁在背后操控一切。他还说，那个人将来一定会爬得很高，但只要有人记得这件事，他就永远不是清白的。”
“信在哪？”
“烧了。”梁文渊说，“他老婆在火化他时一起烧掉了。但我找到了收信人的儿子，他说他父亲保存了一段录音。是他爸临死前录的，内容很短，只有一句话。”
沈知微看着他。
“什么话？”
“他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会让别人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