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有不少人会拉帮结派私下骂我吧，全家男女老少都不落下的那种。
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夜里。9点以后，进度仍差了很远，但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地打卡下班。10点前大部分人都走了，最后离开的平面设计师和我关系不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回家洗完澡还会加班赶工的。我知道对此不要抱有过多期待，点点头没说什么。都连续加班一周了，大家都疲劳到了极限，不好再做过多要求。
只能靠自己了，我一个人留下继续改最终的展示ppt。其他方面的准备不足，就靠用ppt画饼来弥补了。
凌晨一点，由于实在太困，我定好手机闹钟打算小睡两小时，然后一直睡到了现在。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了。定好的闹钟不知道为什么被自己关掉了。我利用洗手间的冷水洗了一把脸，赶回办公桌继续改动ppt。
但工作状态始终上不来。手指搭在键盘上，却不知道如何动作。
看来那个梦对自己的影响远比想象的要大。我索性关闭office软件，打开音乐播放器，点亮随机播放功能。倒了一杯冷水，让自己的剧烈的心跳缓一缓。东边的天空已隐约透出光亮。然而这个终日忙碌不定的不夜城，此刻却依旧沉浸在襁褓般的甜蜜酣睡里。
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呢？
恐怕是白天那个女警官提起了李子桐，很多年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心情怀念又伤感。
播放器恰巧播起了熟悉的旋律。《晴天》，隶属于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叶惠美》。我读高中时最喜欢的单曲。令人怀念的旋律萦绕在耳边，不知不觉，本以为早已忘却的各种感情汇集成急流，涌出泉眼，在水面激起又细又小的波纹。
高中时代，我随母亲来到上海读书。那时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座城市停留那么久。
我们寄宿在外祖母的家，弄堂里的一间老公房里。对于我们的到来，外祖母的态度很难谈得上友好。在她的反复念叨下，我很快得知了一桩意外惊人的事实——母亲当年是和父亲私奔结婚的。
两人是在读大学时认识的。由于父亲是个外地的穷小子，外祖父母坚决反对女儿和他在一起。结果就是母亲与原生家庭彻底闹掰，她偷了户口簿里自己的一页和父亲去了北方。虽然难以置信，但当初父母两人竟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
十多年来，母亲一直没和上海的亲人联系过。这次厚着脸皮回来道歉并借住，无疑相当于把脸伸给别人打。当年反对声音最大的外祖父已经去世了，可外祖母热衷在各路亲戚面前诉苦，痛斥女儿多年来的不孝，并强调如果当初母亲听从劝阻没有一意孤行，也不至于落得个离婚带小孩回娘家赖着的结局。
母亲找了份推销保险的工作。我一点也不认为心高气傲的母亲适合做保险销售员，事实上她的业绩确实总垫底。幸好有父亲每月寄来的一点点赡养费，生活才得以勉强维持。她反复叮嘱我不要反驳外祖母的训斥，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忍受着。我当然也只能忍着，无论遇到什么痛苦都装得若无其事，因为这样麻烦反而更少。
在家里气氛压抑，学校生活也谈不上愉快。
上海是个繁华的都市，但我很不适应。城市大得让人
眩晕，上学竟要挤地铁通勤。与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话题。过往的经历完全不一样，他们习惯的娱乐方式多半是我不懂的。再加上有恶意的家伙时不时地模仿我的北方口音寻开心，我很快陷入彻头彻尾的孤独之中。
不过，无所谓了。
我有一张李子桐的照片。是来上海后她随信寄给我的。大概是高中运动会的班级照片，所有学生都穿着白色的半袖衫加运动裤。她站在第二排第五位，对着镜头，笑容略显生硬，但依旧华美到动人心弦。我把它藏在课本夹页里，一写完作业就像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一般盯着看，看完就给她写信。
那时离移动通信时代尚远。虽然有互相交换过电话号码，但我家的电话就摆在外祖母的卧室门前，我实在不敢当着她的面使用。外面的公共电话亭倒是不少，但无论我还是她都负担不起高额的长途话费。
好在李子桐很擅长写信。与直接对话时相比，写信时的她似乎能更好地表达自我。平时沉默寡言的她，写起信来却行云流水。我收到的信封总是沉甸甸的，有时还贴着超重补费的邮票。
与她相比，我的信总是写不长，内容也乏善可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写写天气，写写每天经历了什么。但高考将至，每天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差异，无非是两点一线的苦读而已。实在很难写出差异。
不过内容如何或许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信纸在我们的手中互换，我写的字跳入她的眼睛，变成了身体的延伸部分得以接触。
凭借信的安慰，我终于熬过了高中时代的最后一年。
高考的志愿学校，我们早约定好了都选在上海。因为志愿填报的比较保守，公布分数和录取线的那一天，我并没有太过激动。直到半个月后收到李子桐的来信，确定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度过大学时光后，这才喜极而泣。
暑假里，我打工凑足了旅费。本打算回城关市一趟，看望下父亲，顺便给李子桐一个惊喜。谁知母亲出了问题。
由于业绩不佳，母亲在保险公司始终处于被裁的边缘，主管和同事也冷言冷语不断。但为了我，她坚持了下来，厚着脸皮向亲戚朋友推销，好歹能有一点收入。可从今年三月起，认识的人几乎都卖遍了，很多人连她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连续三个月没成一单，她的心态彻底崩溃了，工作丢了，还确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