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老班长话特别少，队里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问石峰，石峰问胡海庆，问了一圈没人说得出个所以然。胡海庆倒是挺健谈，石峰还给他起了个外号：猛子。三人很快就混熟了。
临睡前，老班长没有安排值夜，只反复叮嘱我们：“都去睡，不许醒。”
我害怕野兽，也怕叛军会追上来，却还是勉强闭了眼。
那一觉不安稳。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老班长在咿咿呀呀地喊，像是呻吟。我想起身去看，可全身像被压住，动弹不得。鬼压床。我睁着眼，却只能看着他……看着他做那些事。
他在做什么？
他在玩自己的脐带。
老班长蜷缩着身体，四肢收在胸前，像个胎儿。他双手不断地交叉旋转，反复往前一送、一收，就像真的在拉扯一条什么东西。嘴角挂着一个诡异的笑，那是我在任务期间从未见过的神情。
我想尖叫、想挣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他“出生”，或者说……变成某种别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我不是唯一的目击者。
众人都保持着睡着的姿势，然而眼睛却睁着。
黄工面无表情，石峰眼神躲闪，胡海庆眼带惊喜。
我们都成了这场“死亡与新生”的表演里的观众。
而我们的沉默，是最合格的参与方式。
“咿呜呜——”
“咿呜呜——”
那到底是哀嚎，还是欢喜？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一夜开始，一切都变了。
第二日。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山口，渗入洞穴，我们都醒了。
除了老班长。
他仍保持着昨晚的姿势，再也醒不过来。
黄工检查后，说是高寒与缺氧引发心血管意外。
我不信。
老班长是土生土长的藏人，五千米海拔的风雪，他比我们谁都熟悉。要真是缺氧，那我们几个外地人怎么还活着？
或许真有什么东西一直环绕在我们身边。是那座祭坛，或者，是它背后的什么。
我耳边仿佛还回荡着昨晚那一声声“咿呜呜——”
可黄工坚决不让带尸体回程，命我们就地掩埋。
老班长就这样埋在了洞口冰冻的泥土下。他死时嘴角带笑，可我怎么看都不像他。
冻土将他盖住，恐惧则盖住了我们的悲伤。
是我们“杀”了老班长。是我们。
掩埋完毕后，黄工忽然说，要与我们三人分别单独面谈。
她的级别比老班长高。出发时老班长是指挥，现在他死了，黄工就是唯一的决策者。
我、石峰、胡海庆，依照顺序被叫去洞穴最深处，那座摆着牛头骨的祭坛前面谈。
我坐下时，声音比想象中颤得更厉害。
黄工问：“你家几口人？祖籍在哪？”
我如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