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这一年，对我家而言特别艰难。留在家乡的父亲重病，在当时那么恶劣的局势下，不要说治病，恐怕连吃饭都有问题，病中乏人照顾、挨饿受冻，到冬天就辞世了，享年四十五岁。我在部队服役，无法奔丧，想到父亲晚境凄惨，是我心中永远的哀痛。后来，当局针对抗战中无法返家奔父母丧的士兵，做了补救，于三十六年题颁“德音孔昭”荣典。父亲过世次年，祖父也撒手人寰。家，只剩母亲与我们手足四人，在这战火硝烟的大时代里像浮萍一样沉沉浮浮。无家产无显赫关系的我们也都明白，除了靠自己努力寻求生路，我们是无依无靠的。
民国三十一年，由于师长兼福建师管区司令，把我调到闽北。三月，我赴福建建瓯报到，此时已升少校，仍做会计。福建算是后方，比较安定，等于像在机关工作，工作上都算顺利，做了一年多。
我是个喜欢求知的人，一直很遗憾在动乱之中无法循序升学，追求更高深的学问。然而，人只要保有求知欲，再困难的环境，也能找到学习之道。
民国三十二年，我得知“军需学校”招考学生，立刻报名，约九月初到广西桂林应考。军需学校本部在重庆，另有桂林、西安分校。我考上了，在桂林分校读了一年多，正式教育一年，实务两个月。由于成绩不错，三十三年，优先被分发到重庆校本部任职，负责会计工作，月薪几百元。
除了薪俸，另有米粮配给，配给办法是：二十一至二十五岁算一个级数，二十六岁以上才能配米八斗。承办员为了让我能符合规定领八斗米，把我的生日改成5月16日。所以，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错的，这个错就是从那八斗米开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战火乱世，为了八斗米我改了生日，据我所知，基于生存原因改了姓名的也有。
这期间，母亲与弟妹都在上海。雅如在手帕厂工作，她小我三岁，我长年在外，家里的事她照顾最多最重，后来与杨惠秋先生结婚，是最早成家的。定行也在盒子厂工作，收入虽然微薄，但生活温饱已无问题。对我们这样辞根飘**的家庭来说，在乱世中能拥有一点安稳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5。人生转折点，来到台湾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对国家、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不同的抉择通往不同的方向，得到不同的结果，有些抉择固然是个人考虑下的决定，但有些则是全凭机运。
军需学校毕业，战乱中，用薄纸裁成克难的纪念小册。
胜利复元，到处都需要人才。我二十六岁，已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谋事求职都不难。我的长官将调去北京，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要我跟着他去。正在这时，碰到一个同学，他被派到台湾当第一批接收特派员，正好返乡，听到我考虑去北京，竟然建议我到台湾。北方较冷，加上这位同学的建议，我决定往南走，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个天翻地覆的决定。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属军政部第二批接收特派员，负责粮饷发放。
12月底，我从重庆坐美国飞机先到汉口，12月31日回到上海。在外多年，终于能家庭团聚，迎接1946年元旦，非常欣慰。母亲有感而发，说：“将来如果有办法，在上海买个房子。”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1997年我在上海购屋，就是圆母亲的梦。
在上海期间，我也跟周慕陶见了面。他与我是能仁初中三年同窗，毕业后各自升高中。他在校成绩优异，可憾因父亲早逝，辍学就业，挑起家计。他在银行做事，我汇给家里的钱都托他转给母亲，所以一直保持联系。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答没有。
在上海住了十多天，1946年1月，我背着行李踏上往台湾的路。
先到宁波停几天，再到福州等船，大约停留十多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算了命，算命师说我命中水多，宜往南方，往北方会结冻成冰，就没前途。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
福州与台湾之间有船舶往来，我们搭的那艘船是经历过甲午战争（1894年）的机帆船，少说也有五十多年船龄了，可见其老旧。船上约有四五十人，航行到基隆约需一日一夜。我们待在船舱里，颇为提心吊胆，有命在旦夕之感，无不祈祷能平安抵达。终于到基隆外海，还是黑夜，眼看就快到了，怎料这时竟然发生机械故障，整条船安静下来，开不了。大家害怕极了，不知下一秒能不能活着，躲了八年的轰炸、炮火，难道会命丧大海？还好终于修复，天亮时平安抵达基隆港。下船时，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记得来台湾没多久，就是阴历除夕。当时，日本人尚未全部返回日本，街上可看到不少日人在摆摊贩卖物品，大约到四五月才遣返完毕。
我们一行人到台北，住在北门附近一栋楼房，设备很好，当时暂时作为特派员办公室，在那里住了半年。后来办公室改到爱国东路、南海路一带，办公室东边就是联勤总部营区。
1946年上半年，母亲有个学生姓沈，嫁给台湾人，她先生原为日本人做翻译，战争结束后，要回台湾。母亲就随这位沈小姐一起来到台湾。
日本人走后，留下的空房子不少。我的一位黄姓同学告诉我小南门附近有空房子，因此我就搬去住。那房子原来的住址是台北市末广町五丁目一番地，光复后改为古亭区六四九巷，后又改为广州街八巷二十一号，之后又改为延平南路二五八巷六号。这房子是我在台湾的根基之地。
在上海时，慕陶得知我尚未交友，有意介绍他的妹妹雅英与我交往，我表示婚姻的事由母亲做主。他向母亲提起，母亲欣然答应。我曾写信给慕陶，他的叔公看到我的信，对雅英说：“这小孩不错，信写得很好。”我与雅英的姻缘就这么订下了。
1947年，我被调到高雄凤山被服库。“二二八事变”那天，我本要去报到，车票都买好了，临时火车停开，可见局势紧张。4月份左右，弟弟定行、小妹雅芳与雅英一起坐轮船来台湾。我第一次见到雅英，对她说：“你跟你哥哥很像。”我们于1947年10月10日在台北中山堂参加团体结婚，随后在国际大饭店宴客。她与我胼手胝足撑起一个家，无怨无悔，是我一生的伴侣。
这一年，我赴凤山任职，升少校科长，有眷舍，定行亦随我南下，在被服库做事。在凤山一年多，我觉得台北才是中心，所以申请调回台北。我任职的单位曾多次改称：原叫“军政部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室”，1946年改为“台湾供应局”，1949年改称“第六补给区”，之后改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补给司令部”又称“东南补给区司令部”，最后改为“联勤总部第六补给区”。
人在凤山，写给未婚妻的信：“我们以往虽然没有认识，但从各方面的谈论，我明白你是一位很能干又经得住苦的人。在上次见面，更使我觉得你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可是我还不大明白，究竟你又觉得我怎样？”
1948年下半年，已怀有身孕的大妹雅如、惠秋夫妇带着两个儿子：五岁煜儿、两岁华儿来台相聚，她于年底产下长女贤儿。从事纺织业的妹婿惠秋原有意将厂房迁来台湾，甚至与人谈妥合作事宜，可惜事到临头竟然变卦，夫妇俩决定带三个孩子返回上海。那时已进入1949年，惊天动地的变化正在酝酿，有办法的人早已举家外渡，但一般老百姓没有门路洞烛先机，不知时局即将翻覆，留或不留、是福是祸，都是事后才知道的。1949年4月，雅如、惠秋返回上海前，母亲顾念她刚生产不久，两个男孩加上婴儿，恐她忙不过来，提议留一个男孩在台北陪她，过一段时日，她要回上海时再带回。母亲问雅英：“留哪一个？”雅英看煜儿较爱哭，华儿乖顺，随口说：“留华儿吧。”怎料局势急遽变坏，“国民政府”迁台，两岸从此封锁，再也无法见面。大弟定行亦随雅如、惠秋返回上海，母亲、我与雅英、小妹雅芳、外甥华儿留在台北。这一别，近乎永诀。
1947年10月10日，结婚照。
当时，台北市仅有三十多万人，百废待举，所以谋职甚易。雅英学会打字，在台湾省公产公物整理委员会（后为“国有财产局”）工作。
1949年，长子铮儿出生。我于1950年7月1日升中校。1951年，通过“全国性普考财务行政人员优等及格”。1952年，长女馨儿出生，同年通过“全国性高考财政金融人员中等及格”。1954年，我升上校，次子庆儿出生。
我在工作上一向秉持戮力从公的态度，务求认真、负责。与同事相处融洽，得贵人提携颇多。军中人事亦有复杂之处，相互倾轧时有所闻。当时，总务处李处长原拟升我担任科长职位，不料高阶另有属意人选，双方僵持。尤有甚者，有人暗示我需送礼云云，我行事为人凭靠实力，绝不钻营后门，一概不理。没想到这一桩小小的人事案，竟惊动到需总司令召见面试的地步。李处长陪我面见总司令，极力保荐，我终能顺利升迁。我对李处长的提携之恩铭感在心，他一生未婚，逝后葬在南港军人公墓，每年清明节，我与雅英必到他灵前鞠躬、缅怀，直到2010年我已届九十二龄止。
家训：走正道，不畏困难，做公益。
我一生坚持清廉原则，在他人眼中，我职权所及处处皆有肥膏，但我奉公守法，非我应得者，一介不取。逢年节，凡送礼至家中的，必原封退回，久之，他们也知道我的为人了。有一回，不知是谁送了月饼来，母亲不察，拆了给孩子吃，我为此动怒，大发脾气，从此，孩子们不敢拆任何礼盒。
这期间，母亲多次当选“联勤总部”模范母亲，获颁奖表扬。母亲晚年因中风饱受病苦，于1983年端午节辞世，享寿八十四岁。
我于1964年获评选为联勤优秀军官，亦分别获颁“忠勤勋章”“陆军宝星奖章”“陆军景风甲等奖章”等。1969年至1970年，我卸下“联勤总部”留守署总务处上校副处长职，借调到退辅会欣欣客运公司，担任会计主任，掌管财务。1970年12月1日，正式自军中退伍，但继续在欣欣客运公司服务，负责欣欣客运、欣欣通运、大南客运三家公司的财务，一直到1984年退休。
退休后不久，欣欣大众百货公司董事长聘任我为顾问，掌管财务工作。因此，自1986年至1991年，我又工作了五年。1991年1月1日，正式结束职场生涯。从抗战那年开始工作，我这一生的上班生涯超过五十年。
6。一生无憾
1987年，当局开放探亲。1990年，我与雅英返乡探亲，在上海见到定行——当年他返回大陆后，落籍贵阳。可憾的是，雅如、惠秋已逝，我们兄妹无缘再见。雅英亦与其弟周恺相见，重叙我们这一代被战争截断的家族亲情。自此，我俩每年返回上海，定行自贵阳、恺弟自南京来会，共享一个月的手足之亲。
我深感我们这一代遭逢战乱，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多少人家破人亡，而我与雅英能够平安顺利地将孩子抚养成人：华儿在工程界服务、铮儿在加州州政府任事、馨儿从事教育、庆儿在学术界发展，皆是上天赐福、祖上庇佑、贵人扶助。我们虽然仅有绵薄之资，亦应回馈社会，多行慈善之事，感恩图报。
为此，我捐助“台湾儿童暨家庭扶助基金会”成为永久认养人。母亲逝后，我在台北县智光商职设立“姚纯修先生黄锡珍女士纪念奖助学金”，奖助清寒学生。2007年，我返乡至徐公公、婆婆墓园祭拜，感念他们当年资助我十元学费。2010年，我拨专款在母校海门中学设立清寒奖学金纪念他们，奖助中学清寒学子，发扬他们的慈善精神，化小爱为大爱。
回想这一生，我充满感谢，没有遗憾。
——口述于2010年12月，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