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沓“关金券”共六百三十元。猜想年轻人应是在它变成废纸之后才收集到的（想象一下，丢在地上没人捡，直接踩上去）。唉，币值还算数、稳定的时候，家里有这叠钞该多好，就不会发生缴不出十元学费的事了。
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经济没搞好，什么都是假的。执政者应将这话刺青在手臂上。
法币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法定货币），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后亦将中国农民银行纳入）发行的“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收归国有，银元正式走入历史，结束中国历史上使用近五百年的银本位币制，改为金本位。
如前所述，孙中山船洋才铸造发行两年就失效了，小老百姓除了接受还能怎办？既然规定买卖都得用法币，只好把银元拿去兑换，一比一，重得要死的银元变成轻飘飘的几张纸。贵金属收到政府手里，币制改革发挥成效，稳定财政。
币制统一了，但法币的命运并未“可长可久”，八年对日抗战打得国残家破，民不聊生。法币快速贬值，后来出现二万、四万、十万面额大钞。撑到民国三十七年八月，政府发行“金圆券”，法币变成废纸。废到什么地步？钞票拿来当手纸，乞丐拒收千元以下的，回收纸钞当成纸卖，都比钞票本身值钱。
中储券
这张“中央储备银行”印行的钞票，标示着一段历史纠结。
“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中储行”，存在期间为1941年至1945年，来头不小，乃是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设立的，日本扶植，其发行钞券“中储券”主要在日军占领地区使用。抗战胜利后，中储券与法币怎么个兑换法关系着沦陷区无数老百姓的身家财产。据云，当时两币币值接近，但1945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中储券二百圆兑法币一圆。简单地说，老百姓家中现金立刻贬值两百倍。无缘无故，无辜小户人家破产了，甚至流落街头沦为乞丐。任何政策，有吃亏的一方，就有得利的一方。史学家黄仁宇曾述，当时他刚领了薪饷，从昆明经柳州到上海。飞上海前，在柳州理头发，到了上海才发现手中的法币太值钱了，在柳州理头发的钱够他在上海理一年。这个货币转换的裂口，提供有门道有办法的官商海捞一笔的机会，吃亏的永远是老百姓。
如果你是一家老小仰靠的男人，靠劳力挣那么点儿钱糊口，忽然间两百元变成一元，物价却是节节攀升，你拿什么回家养父母养小孩？能不恨吗？
恨谁呢？恨日本？恨汪精卫？还是恨蒋介石？
金圆券
凡是经历过“金圆券”恐怖年代的老人家，若还活着（大概九十岁以上），看到这张钞票会发抖。为了心脏能正常跳动，还是别给他看了。
我们没经历那年代，用眼睛读的历史总是无关痛痒，亲身经验的历史才叫血泪斑斑。那是财政史上最黑暗的时段，这张钞票的代号就叫“全面崩溃”。
1945年抗战胜利了，那是表面，社会的骨子里百病丛生。怎么个病法，就说钞票吧，在市面上流通的除了法币，还有日本扶植伪政府发行的钞票与军用票，苏联进占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日本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中学生都看得出来必须整顿金融秩序，稳定财政，赶快把奄奄一息的经济救起来。
然而，1945年至1948年，三年间政府施行的财政政策完全失败，加上内战军费之需，大量发行法币，1945年发行五五六九亿元，三年后增至六百零四兆，超过一千倍。印钞票像在印卫生纸，钞票是用来买东西的，钞票变多但东西没变多，其结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死路一条。
要改革，这一天太重要了：1948年8月19日（口诀：依旧死罢爸要救）颁布的币制改革叫“财政经济紧急处理办法”，把法币及关金券给废了，发行“金圆券”。眼睛看过来，认识新钞票，继袁大头、孙小头之后又有一颗“石头”（蒋介石的头）出现了，这张才管用。
好，换币行动开跑。一圆金圆券，折合法币三百万或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或台币一千八百三十五圆。附图中的三万圆金圆券（两张伍仟两张壹万），相当于法币九百亿圆。即便法币有二万、四万、十万面额大钞，真要换起来大概要用牛车拉。那是什么场面呀？那些钞票怎么点啊？点钞与换钞的人是否当场崩溃？
金圆券发行不到一年（1948年8月19日至1949年7月3日），这期间商家囤货惜售，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全面疯狂，以前的银元拿出来用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载，一枚银元上午值一万三千圆金圆券，下午变成一万七千圆，一个月后，一枚银元值四百万金圆券。这时候，若家里还存有袁大头、孙小头、船洋，堪称先知。当时物价疯狂飙涨，一石米的价格要四亿金圆券。上市场采买粮食，真的必须用牛车拉钱不是拉菜。
金圆券最大面额是五百万圆，创下财政史纪录。但就票面数字而言，最大的是1949年6月由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陆拾亿圆”纸钞，票面上注明“折合金圆券壹万圆”，两种币制同在，匪夷所思。据说这张钞票在上海只能买到七十几粒米，没错，是“粒”。
全面崩溃、全面失控，看不到明天，老百姓怎么活？金圆券大势已去，1949年7月，政府又颁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条例”，企图恢复银本位，规定五亿圆金圆券兑一圆银元，然而民众拒用。此时，摸得到的黄金较可靠，开始打包行李，几条黄金换一张往台湾的船票。
这几张沾着历史血泪的金圆券，与其他钞票相比，总觉得少了什么。仔细端详才发现，唉，请容我先叹一口气，少印四个字：“中华民国”。
而乱世中的这个年轻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留着这几张纸钞呢？
六、台湾地区钱币
日币
这几张“大日本帝国”昭和十三（1938年）、十七、十八年“五十钱”日币，印行、流通于人血流成瀑布的战火年代，标示着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摸过这几张钞票的人，不知有多少比率没活过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那一天，即位时据《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改元为“昭和”的日本裕仁天皇，透过广播“玉音放送”，发布《终战诏书》。
“协和万邦”，这四个字竟被用来注记侵略战争。
昭和十三年那张钞票印行时，总督府宣布在台湾实施“国家总动员法”。昭和十七年，第一批台湾陆军志愿兵入伍。十八年，中、英、美发表“开罗宣言”。这几张纸钞流通期间，一批批被送往海外战场的台湾兵里也有我的亲族，死在连亡者自己都说不出地名的地方，更别说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也不忍引林徽因的诗问：“你死是为了谁？”
不确定这几张纸钞当年能否在台湾使用，也不确定年轻人怎么会有这些虫蛀过的钞票。我猜想，1946年初他从大陆来到台湾任职，搬进“末广町五丁目一番地”那幢日式房子，屋内必然有返回日本的前屋主留下的杂物，整理时发现这几张日币，正合他的兴趣，就留着。
他没去过日本，不是没能力是不想去，因此，这几张钞票额外标记了打过抗战那一辈人，忘不掉的国仇家恨。
台湾银行券
“台湾银行券”是日据时期在台湾流通的货币，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成立“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开始印行，有几张印行于大正、昭和年间的旧钞，其来源可能跟前述日币一样。
其中，昭和十二年（1937年）发行的这张“百圆”钞，面额最大，正面图案是象征日本皇室的菊章与神社，背面援例是垦丁海岸及鹅銮鼻灯塔，最特别是正面与背面都加上具有台湾风情的“槟榔树”，因此，民间昵称为“青仔欉”。我小时候听闻大人以“青仔欉”称呼钱，以为指的是当时通行的绿色孙中山百元钞，后来才知道“青”指的是槟榔树。也因为正面有茂盛的槟榔树叶，背面又有两棵英挺的槟榔树站立垦丁海边与灯塔遥遥相对，营造出天宽地阔之感，有藏家认为，这张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纸钞。
这张漂亮钞票流通八年之后就废了，可惜吗？一点都不。
台币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三十五年五月改组成立“台湾银行”，发行台币，据载首批台币乃是在上海印好船运来台的，想象一艘货轮上的货物就是“钱”，让人兴奋莫名，但跟之后运来的黄金与故宫文物相比，这算“纸屑”。
年轻人收集的这一大沓“三十五年印”台币，应该是来自薪饷，加上日常使用所剩，除了漏掉“伍拾圆”钞，其余皆齐。
当年他才二十七岁，就经历过财政史上的血泪篇章：银元、法币、金圆券大起大落，来到台湾摸到新版台币，钞面上有他熟悉的孙中山像及台湾地图、台银总行，战争结束，一切苦难都过去了，新生活从此开始，那份踏实与信任，那种喜悦与感恩，会让人不禁亲吻钞票。
出身财会的年轻人，知道金钱与资财是活命之需、尊严后盾，是以持家靠“节流”、理财以“开源”，绝不寅吃卯粮，反而是卯吃寅粮，领到薪饷必定先储蓄若干，其余省吃俭用剩下又可储存。一分一毫用得恰到好处是技术，用到极致则是艺术。
这批台币有两个地方稍嫌刺眼，一是简体“台”，即使是日据时期钞票都是用繁体“臺灣”，据载，“台湾银行”四字是第一任“行政长官”陈仪写的，其“湾”字笔法三点水之第一第二点有连，藏家称为“湾连水”，以此鉴别。其二，背面用郑成功与荷兰海战图，炮火轰炸、船只覆沉，非吉兆。若有“币相”之说，这款钞票看起来不够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