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的一个夏天，戴维逊访问英国，遇到著名的物理学家玻恩。两人刚坐好，戴维逊就迫不及待地将那个在肚子里憋了两年的问题提了出来。玻恩不听犹可，一听戴维逊如此这般的描述，便喜不自禁，也不顾是与客人初次见面，突然在对方肩上拍了一把，大声说道：“朋友，您已经撞开了上帝的大门。”
“难道电子真的也是一种波吗？”
“是的，光有波粒二象性，一切物质微粒也有波粒二象性，电子也不例外。这正是欧洲大陆上近年来最新的理论。可惜这个假设还从没有人来验证，想不到证据却操在您的手里。”
“看来我们美国与这里远隔重洋，真是消息闭塞。我要是早一点儿来访问，何至于苦闷两年呢？快请您告诉我是谁提出了这个伟大的假设。”
“就是那个法国人德布罗意，这个人本是学文科的，半路出家投身物理。但也正因此他没有我们同行中惯有的旧框子，所以倒捷足先登。他不但提出假设，还推出公式，能具体地求出粒子的波长呢。他的论文发表在法国科学院会议周报上和英国的《哲学杂志》上，您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各位读者，容作者在这里插几句闲话。德布罗意和戴维逊等人证明电子是波，这实在抽象，我们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知这个理论的威力。我们平常所以能看到东西是靠光，那是平常的光作用于物体，再反射到我们眼里。光学显微镜显示物体微小细部的能力，以所使用的光的波长短到什么程度而定。因此，放大能力最强的显微镜便使用紫外光。这好比我们撬一块大石头，要用一根粗木棍，而剔牙时却只能用一根细牙签了。好了，现在证明电子和光一样也是波，而且它的波长比紫外光要小几千倍，何不用它来代替光显示物体呢？果然，人们把电子束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射过物体，便在荧光屏上得到一个放大的图像。1932年世界上出现第一架电子显微镜。1938年美国人制成了一架能放大三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而当时最大的光学显微镜也只能放大两千五百倍，现在人们使用的电子显微镜已经能放大到二十万倍以上了。
再说这个海森堡越研究越深。最后，他发现我们虽然可以在宏观世界里准确地观察任何现象，而在微观世界里简直做不到这一点。这好比我们用一支粗大的测海水温度的温度计去测一杯咖啡的热量，温度计一放进去，同时就要吸收掉不少热量，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测准杯子里原来的温度。而作为原子内的能量如此之小，任我们制成怎样精确的仪器，也会对它有所干扰。观察者及其仪器永远是被观察现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个孤立自在的物理现象是永不存在的，这便是“测不准原理”。我们生活在这个物理世界，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
玻尔身体强壮，年轻时曾是丹麦国家足球队队员，所以他后来获诺贝尔奖时，一家丹麦报纸曾有这样一条幽默的大标题：足球名将玻尔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玻尔虽已成了名人，但还时常干一点儿孩子们爱干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和几个学生外出归来，街上静悄悄的，一个学生看到银行大楼的墙面是用水泥格子拼成的，就好奇地向上爬了两层。玻尔也要逞能，说他也敢爬。当他爬到一层高时，跑来两个警察，以为是盗贼在作案，可是走近一看，说了声“这不是玻尔教授吗”，便走开了。还有一次，他和几个学生看电影，看到电影里的恶棍和英雄比武，总是恶棍被打死。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英雄有一种自我反射，所以比恶棍动作快，学生们不服。于是他们就吵吵嚷嚷的，到玩具店里买了几把手枪，在院里比武，结果玻尔真的将他们一个一个“打死”了。玻尔就像卢瑟福当年领导卡文迪许实验室一样，在哥本哈根当着孩子王，其淳朴、天真可见一斑。
再说第六届索尔维会议开幕，玻尔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测不准原理”。他阐述道：“根据这个原理，我们要想精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就无法测定它的速度；反过来，要想测定其速度，就无法测定它的位置。”
正当与会的大部分科学家都点头表示理解时，想不到爱因斯坦一人站起来反对：“事物是客观具体地存在的，我不相信上帝会在随便丢骰子，碰运气。”
“这和你的相对论并不矛盾啊？”
“可是你在这里否定了因果关系，我不相信世界是捉摸不定的。现在我来设计一个实验，请您解释。假如有一个理想的盒子，里面有光源，在固定的时间打开一下盒上的闸门，放出一些光来。我们再称一下盒子的重量，根据质量的变化就能算出光放出的能量。这样，我们不就可以任意精确地测出光放出的能量、放光的时间了吗？”
爱因斯坦真不愧为理论物理学家，他随意就设计出一个思想实验，一时把个玻尔问得无言以对，好端端的一个会议竟无法再开下去。
这玻尔哪能服气，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召集他的学生们紧急商讨对策。第二天，天一亮，玻尔就去敲爱因斯坦的门，并且手里真的捧着一个“爱因斯坦盒子”，盒子吊在弹簧秤上。他笑眯眯地说：“爱因斯坦先生，请看您的盒子，它一放出光，质量就要变化，弹簧**，盒子做上下运动，盒子中的钟也在动，就是说它在引力场中的位置已经变化。而根据您的相对论，这时钟的速率必定也要变化，这样您首先就得不到准确的时间。时间测不准，当然您的盒子还是逃不出我的测不准原理啊。”
爱因斯坦正因昨天的胜利甜甜地睡了一个好觉，玻尔三言两语反叫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了。但是爱因斯坦还是不服气，不到一天，他又想出了一个实验，可是以后每次设计的实验都让玻尔驳倒。就这样，这场争论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爱因斯坦离开人世，他也不承认测不准原理。人们很为他第一个支持普朗克的量子论，但最后又反对量子力学感到遗憾。但是玻尔和爱因斯坦无论怎样争论，双方都襟怀坦**，谦虚地吸取对方的意见，发展自己的理论。这与牛顿同莱布尼茨的争论已经截然不同了。爱因斯坦称赞玻尔说：“他无疑是当代科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玻尔则说：“在征服浩瀚的量子现象的斗争中，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者，但后来他却远而疑之，这是一个多么令我们伤心的悲剧啊。从此他在孤独中摸索前进，而我们则失去了一位领袖和旗手。”
玻尔虽和爱因斯坦经常争论，但是两人友谊极深，他每次到美国的普林斯顿讲学，并不住什么旅馆、饭店，而是干脆住在爱因斯坦家里。一来是老友多时不见，感情上很愿意能多待在一起，二来便于继续探讨问题。1939年，玻尔又来到美国，他爬上爱因斯坦的那个二层小楼，还不等气喘平息便说：“亲爱的，您知道我今天带来什么重大消息？”
“不过是又想出了什么思维实验的好例证，来证实您的测不准理论罢了。”
“不，今天已顾不上辩论理论问题，这可是实验物理学家们干出的大事，它可能直接关系着我们的生活，关系着政治。”
到底玻尔说出一件什么大事，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