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案，邺侯家传无传世完本，惟可据通鉴及玉海诸书引述者，加以论释。虽其中颇多误失，如言唐玄宗时禁军已有六军之类，寅恪亦尝征引前人旧说及鄙意辨正之矣（见拙着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章）。但关于河北初不置折冲府事，则鄙意以为甚得当时情势之实，虽有时代差错，而无文字之譌误也。近日谷霁光君于其所着唐折冲府考校补（在二十五史补编）论邺侯家传纪此事文字有误，其言云：
上引一段事实，多不可通解。如「不置府兵，以备两蕃」一句，语意不相属，既谓之不置府兵，何云「番上」，更何云「备蕃」。此其一。两蕃入寇，与不置府兵文义亦自相违。此其二。末又指出兵府总数，不记年代，易于混乱。此其三。综观全传，不应致此。余疑「不」字乃「又」字之误。如将「不置府兵」易为「又置府兵」，则文义连属，于史实亦不背谬。
寅恪案，若上引史料中「不」字果为「又」字之误，则新唐书叁玖地理志河北道幽州大都督府条云：
有府十四，曰吕平、涿城、德闻、潞城、乐上、清化、洪源、良乡、开福、政和、停骖、柘河、良杜、咸宁。
是此等河北道之折冲府皆非玄宗以前所设置者。但据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肆陆本愿寺僧庆善等造幢题名（第伍面下载长安三年乞留检校令裴琳记在获鹿本愿寺）云：
应天神龙皇帝（中宗）顺天翊圣皇后（韦后）幢主昭武校尉右屯卫前檀州密云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孙义元。
杨盈川集陆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云：
天授元年九月十六日加威武将军，守左玉钤卫翊善府折冲都尉。
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云：
河北道怀州翊善（劳补）。
唐书经籍志：「授怀州翊善府别将。」玉案，劳氏据杨炯撰梁待宾神道碑补此府，不知何属？据志，知属怀州。
则知武则天、中宗之时河北道实已设置折冲府矣。唐高祖以刘黑闼重反之故，竟欲尽杀河北丁壮，以空其地（详见拙着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盖河北之人以豪强着称，实为关陇集团之李唐皇室所最忌惮。故太宗虽增置兵府，而不于河北之地设置折冲府者，即因于此。此玉海引唐会要所谓「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其诸道亦置」者也。至武则天以山东寒族攫取政权之后，转移全国之重心于洛阳，即旧唐书陆则天皇后纪所云：
［载初二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者是也。盖武后以前，唐承西魏、北周、杨隋之遗业，以关陇为本位，聚全国之武力于此西北一隅之地，藉之宰制全国，即玉海引唐会要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者。又据唐会要捌肆移户门云：
贞观元年朝廷议，户殷之处听徙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曰：畿内之地是为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义。其事遂止。
寅恪案，崔善为言「畿内之地是为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实深得唐初府兵设置分配之用意，故不容许移徙畿内之民户，东出关外也。今武后徙雍、同等州之民户，以实洛阳，即是将全国武力之重心自关中而移于山东。河北之地即在山东区域之内。若非武后之世，决不能有此违反唐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政策。故今日所存之史料中，河北道兵府之设置，其时代在玄宗以前，武后以后，实与唐代当日之情势相符应也。国内情势既改，而东突厥复兴，国外情势又因之大变，此两大原因乃促成河北自武则天后始置兵府之真相。特邺侯家传以之下属玄宗之世，时代未免差错。至其文中「不」字是否「又」字之譌误，或字句有脱漏，恐须更待考证也。
太宗虽增加及整顿府兵，冀能一扫前此「不堪攻战」之弊，而可不必倚赖蕃将。然在其生存之日，盖未及收府兵之效用也。及太宗崩殂之后，府兵之效始渐表现。观下引史料，亦足证知武后至玄宗朝，其汉人名将实与府兵有关，即可推见太宗增加及整顿府兵之心力，亦非虚捐矣。至郭子仪父子皆与折冲府有关，而子仪复由武举出身。武举本由武曌创设（见新唐书伍拾兵志）。此则武后用词科进士拔选文士之外，又别设置武举，拔选武人。其各方面搜罗人材之方策，可谓不遗余力。斯亦治史者所不容忽视之点也。
旧唐书壹佰叁郭知运传略云：
郭知运，瓜州常乐人。初为秦州三度府果毅。
同书同卷张守珪传略云：
张守珪，陕州河北人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将，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
金石萃编玖贰郭氏家庙碑云：
敬之府君（郭子仪父）始自涪州录事参军，转瓜州司仓，雍北府右果毅，加游击将军，申王府典军，金石府折冲。
碑阴：男。昭武校尉守绛州万泉府折冲都尉上柱国琇，子仪武举及第，左卫长上，改河南府城府别将，又改同州兴德府右果毅，又改汝州鲁阳府折冲。
府兵之制虽渐废弛，有关史料颇亦不少，兹无详引之必要，止取下引史文观之，当能得其蜕变之概要也。
旧唐书玖叁张仁愿传云：
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请乘虚夺取汉（应作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仁愿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尽擒之。
是中宗时府兵番上之制尚存旧规，可以推见。又据唐大诏令集柒叁开元二十六年正月敕亲祀东郊德音略云：
朕每念黎甿，弊于征戍。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军。锡其厚赏，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尚足。在于中夏，自能罢兵。自今已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
则知玄宗开元中府兵番上之制已为长征召募之制所代替。至玄宗天宝中如新唐书伍拾兵志所云：
［天宝］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
则知宇文泰、杨坚、李世民、武曌四主所创建增置迁移整顿之制度遂于此而告结束矣。
自是之后，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其后平淮蔡，则赖李光颜之武力。李氏之军队亦为胡兵。至若庞勋之役及黄巢之大会战，无不与沙陀部落有绝大关系，此皆胡兵蕃将之问题。然此等均在玄宗以后，不在本文范围，故不一一具论。读者可取拙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参之也。
综括论之，以唐代之武功言，府兵虽至重要，然其重要性殊有时间限制，终不及蕃将一端，其关系至深且巨，与李唐一代三百年相终始者，所可相比也。至若「河北之地，人多壮勇」，颇疑此集团实出自北魏冀、定、瀛、相诸州营户屯兵之系统，而此种人实亦北方塞外胡族之子孙（详见拙着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李唐出身关陇集团，故最忌惮此等人群。太宗因亦不于其所居之地设置兵府，武曌改移政权以后，情势大变，虽于河北置折冲府，然府兵之效用历时不久，至玄宗之世，遂全部废止矣。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而安史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地，施行胡化政策（详见拙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恢复军队部落制，即「外宅男」或义儿制。故唐代藩镇如薛嵩、田承嗣之徒，虽是汉人，实同蕃将。其军队不论是何种族，实亦同胡人部落也。延及五代，「衙兵」尚是此「外宅男」之遗留。读史者综观前后演变之迹象，自可了然矣。寅恪尝谓欧阳永叔深受北宋当时「濮议」之刺激，于其所着五代史记特标义儿传一目，以发其感愤。然所论者仅限于天性、人伦、情谊、礼法之范围，而未知五代义儿之制，如后唐义儿军之类，实源出于胡人部落之俗。盖与唐代之蕃将同一渊源者。若专就道德观点立言，而不涉及史事，似犹不免未达一间也。兹以此端非本文所宜辨证，故止略陈鄙见，附记于篇末，更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当世通识君子。
（原刊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