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的课堂，理论的味道越来越浓，但与实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那是个周二的上午，《政治经济学》课上，白发苍苍的教授正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所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遵循价值规律”赵瑞龙在下面小声嘀咕：“我父亲说，现在下面都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谁还管什么价值规律。”陈默认真地记着笔记，偶尔抬头提问：“教授，如果理论和实践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教授推了推眼镜：“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我望着窗外，想起调研时见过的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不懂什么价值规律，只知道饭碗没了。下课后，我们三人难得地一起去食堂。路上遇到了沈清薇，她手里拿着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本书很有意思，”她说，“把理论和社会现实结合得很好。”赵瑞龙不以为然：“理论都是马后炮。真正做事的人，谁按书本上来？”这话引发了一场争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陈默反驳。“但脱离实际的理论是苍白的。”赵瑞龙针锋相对。沈清薇轻声说：“也许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找到平衡。”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食堂。我们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吃边聊。“我舅舅最近在搞乡镇企业，”赵瑞龙说，“你们知道他最头疼什么吗？不是理论问题，是供电局卡脖子，是原料涨价，是工人要涨工资。”“但这正好说明需要理论指导啊，”陈默说，“比如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得了吧，”赵瑞龙打断他，“那些理论在我舅舅那里就是废纸。他靠的是请客送礼，是关系网。”我一直没说话。直到吃完饭，我才开口：“我父亲常说，稻子不是靠书本知识长出来的，是靠双手种出来的。”下午没课，我去了图书馆。在期刊阅览室，我无意中看到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面有一篇周汝信副秘书长的文章：《论改革开放中的理论与实践》。文章写得很有见地，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段：“。我们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实践脱离理论的盲目主义”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陈默和赵瑞龙看。陈默看完后很兴奋：“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我一直想表达的！”赵瑞龙却嗤之以鼻：“漂亮话谁都会说。你让周副秘书长去下面待三个月，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话虽然偏激，但不无道理。几天后，我们班组织了一场辩论赛，辩题是“理论与实践哪个更重要”。陈默是正方一辩，赵瑞龙是反方一辩，我是评委。陈默的立论很精彩，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赵瑞龙的反驳很犀利：“请问对方辩友，你吃过猪肉吗？你懂得养猪的理论吗？但这妨碍你吃猪肉吗？”台下哄堂大笑。辩论进行得很激烈。最后，陈默使出了杀手锏：“请问对方辩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能成功吗？”赵瑞龙不慌不忙：“那我请问，是马克思先写的《资本论》，还是工人先开始的罢工斗争？”辩论没有结果。作为评委，我投了弃权票。“你怎么不表态？”结束后陈默问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我说。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插秧。他说：“读书人总说密植增产，但太密了不透风，反而会减产。”也许，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像插秧，需要找到合适的密度。第二天，我去找系里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解惑。他听了我的困惑后，笑了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实践论》。“毛主席早就说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他在纸上画了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理论和实践就是这样相互促进的。”“可是现实中”“现实中确实有脱节，”老师收起笑容，“但这正是你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老师办公室出来，我遇见了沈清薇。她刚从家教回来，脸上带着疲惫。“怎么了？”我问。“我教的那个孩子问了我一个问题：‘老师，你说知识改变命运，为什么我爸爸读了那么多书，还是下岗了？’”我无言以对。理论的苍白，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个鸿沟，需要有人去填补。周末，我又去了那次调研的棚户区。李师傅看见我很高兴：“大学生又来了？”“来看看您。”“来得正好，”李师傅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政府说要搞再就业培训，可是培训的内容跟我们实际需要的根本不搭边啊。”他拿出一个培训通知单：电脑操作、商务英语、市场营销“我们这些老工人，连键盘都没摸过，学什么电脑？最需要学的是怎么摆地摊，怎么办小作坊。”我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回到学校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劳动局，反映再就业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信寄出去后，如石沉大海。赵瑞龙知道后说：“看吧，我说什么来着？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但一个月后，劳动局来了两个人，说要开座谈会，听取下岗工人的意见。李师傅特意来学校告诉我这个消息。“有点变化了，”他高兴地说，“培训内容要调整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理论的苍白，需要实践的汗水来滋润。而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不是空谈，是行动。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但无论选择什么道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做空谈的理论家，也不要做盲目的实践者。要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哪怕这座桥很窄，很难走。：（）官海浮沉：我的三十年仕途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