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认识路线和认识过程来看，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陶行知认为，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人们对冰、火、电、甘草、黄连、石头、棉花的了解，首先通过亲身接触事物，运用五官感觉、感知而获得感性达识的。
他特别强调“亲知”的重要性：“有行动的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不钻进老虎洞，怎样能捉到小老虎’。”这种强调“亲知”、“行动”即实践、实验在认识事物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17]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陶行知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会停留在亲知、闻知和说知上，它必然会发展成为理性认识。他指出：“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18]
而这种“理论”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从而修正之、补充之、发展之。他说：“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须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19]陶行知先生这种行动——理论——行动的认识过程，即行——知——行的思想路线，是他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个总的认识定律公式，并成为他的教育理论、政治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他在《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指出：“人类与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而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此而跃入真理之高峰。”[20]很明显，这里已把行——知——行的认识过程和认识定律公式概括出来了。陶先生的“行——知——行”的认识定律公式和认识路线，同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认识总公式相比较，不难看出，他们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思想、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从陶行知的哲学思想和辩证唯物论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他的知行学说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受古代中国朴素唯物论思想的积极影响。陶行知认真地探研过《墨辩》“三知”的论述，吸取其中合理的思想养料。《墨辩》强调“亲知”和“行”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对于陶行知先生“行知行”的辩证唯物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影响的作用。
第二，同杜威主观经验论的知行观有根本的不同。陶行知说：“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批评杜威是一个“连脚都没有动而心里却虚造出万千困难”的“妄人”，主张把杜威的缺乏行动的主观经验论来一番改造，“翻半个筋斗”，修正其知行学说，提倡“行——知——行”认识过程，同杜威氏“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缺乏行动实践的主观经验游戏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三，陶先生的知行学说在学习、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都对知与行的关系相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孙中山以前的学者、哲学家、教育家，对于知与行的含义的理解是狭义的。
陶行知的“知”与“行”的内容，包含着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他的“知”，不仅包含道德伦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而且包括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他的“行”，既包括了生产活动、科学试验、政治革命与教育革命活动，又强调了抗日救国、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活动，这就赋予“知”与“行”崭新的时代意义，把中国知行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是孙中山及孙中山之前的哲人所没有达到的。
总之，陶先生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行知学说，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民族性、变革性和创新性的特点，颇具中国特色，是中国哲学土壤长出来的一朵奇葩。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哲学理论指导下，陶行知创造出许多闻名中外的教育改革的伟大业绩来。
[1]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3]陶行知：《乡村教师宣言》，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4]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5]陶行知：《乡村教师宣言》，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6]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7]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页。
[8]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19页。
[10]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1]陶行知：《教育的新生》，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页。
[12]陶行知：《教育改进》，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13]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0页。
[14]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23页。
[15]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16]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17]毛泽东：《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19]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20]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