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工学团在抗战爆发后暂时停辍，学员撤到上海，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育才学校为抗战建国亦培养出一大批战士和新型的专门人才。据当事者回忆，“在解放前，育才学生连在重庆分校新老总共四百人左右，而到延安到各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就占三分之一左右。”[11]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达十多人。绘画组、艺术组、戏剧组的很多学生，成为新中国艺术园地的首批开拓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音乐家、音乐指挥家、雕刻家、泥塑家、版画家及教授，还有一大批成为艺术教育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由此可见，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极度困难情形下，通过办教育事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华民族的复兴，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永远名垂青史。
四、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光辉楷模
陶行知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的战士。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现代中国教育的理论宝库，还给我们树立了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光辉楷模。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和高尚精神，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陶行知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其崇高品质和高尚精神，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第一，损己利人的高尚精神。
陶行知本在高等学府执教，为民富国强，于1926年抛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像洪水决了堤那样，向着平民阶层滚滚而来。他在当大学教授时，每月有300块大洋的薪俸，家里请佣工，老母亲能接到城里享享清福，“四个蟠桃”（即陶的四个儿子）也过上了“小贵族”的生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只顾个人升官发财，那么，不但可以保持高等华人地位，还可步步高升。可是，志在使中国平民都能接受教育的陶行知，心不在高官，志不在巨富，他先后以各种名义、理由辞却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河南和安徽的教育厅长等显赫官职，毫不犹豫地投向人民大众的怀抱，成为人民所敬爱的导师。
他鄙视“高等华人”的地位，自愿过着“不如老妈子”的生活。他走的是一条“步步下降”的生活之路。陶行知描述其“步步下降”道路说：“我回国时办大学，后来办中学，现在降级使用当小学校长，教小娃娃了。有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同事和我的学生，因为善于趋炎附势，个个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不是为官商大亨，就是官至委员、部长、厅长，趾高气扬，别人也羡慕得很。说我没出息，才步步下降。”[12]陶行知“降”到哪儿去了呢？他自己说：“我是坚持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在任何情形下，就是只让我当一名小学校长，我也要贡献出一切力量来服务。”可见，他是“降”到了人民中间。促使他自觉地“步步下降”的动力，正是他的无私无畏、损己利人的为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
第二，从实际出发的开辟创新精神。
陶行知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他既不赶时髦去抄袭、照搬西方的教育，也不效颦苏联的教育，他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通过教育实验摸索经验，从实际出发去改革教育，并且通过改革教育去改造社会和征服自然。在他看来，发展中国教育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务必适合中国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穷国的国情。他毕生在教育园地耕耘，在教育事业上探索、实践、创新与改革，最终形成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他的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开辟创新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第三，“爱满天下”精心培育学生的园丁精神。
陶行知疼爱学生，胜过他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是天下少年儿童的慈父和真正的保护人。学生无资求学，他以笔润助其一臂之力；学生被捕，他尽力设法营救。他常以“爱满天下”自励；要把劳苦孩子培养成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建邦立国的希望。陶行知的这种“爱”，是一种伟大而高尚的情感，而不是凡夫俗子的庸俗之爱。
在生活上，陶行知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在学习和治事上，又对他们要求一丝不苟。对学生的管理，其原则是：该自由的绝对自由，该严格的寸步不让。他在给育才全体同学的信中这样写道：“孩子饿了要吃奶，但是母亲太瘦弱了，拧着**一滴两滴不再有，孩子哭了，母亲的心却是更难受呀！”育才困难时的陶行知，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有人劝他，一个人日夜操劳难以对付百多个嗷嗷待哺的嘴巴，规劝他不要抱着一块大石头游泳！他却情意深长地回答说：“不！我是抱着爱人游泳哩！”对于学生，他首先是慈母。学生饿了，渴了，病倒了，或是受到别人的欺侮，都愿意找他，扑在他的怀里尽情倾诉。但对学生的道德要求，他是紧抓不放。如有同学损害了群众的一草一木，他就给以严厉的批评。他关心和爱护每一个学生，如同园丁一样，日夜为他们操劳。
第四，自觉觉人、严于解剖自己的自强精神。
陶行知要求学生加强学习，保证川流不息地奔向现代化，他自己也曾准备用后半生精力来专攻一门科学。他认为这样才不致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由于他勤奋钻研，他在诗歌、音乐、绘画、天文学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认为，只有先“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这样才能带着学生去摘取现代文明的钥匙，去开启现代文明的宝库。
陶行知经常教育学生要服从真理，不可盲目崇拜权威。他开始信奉王阳明“知行”学说，把名字文濬更为知行。后来他发现王阳明把知识关系刚好搞颠倒了，又易名为行知。这说明他在实际中不断探索真理，善于自我批判，自我解剖，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再如，他早年曾受过“教育救国”论的影响，但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酷的事实告诉他，只靠教育不仅救不了国，而且教育本身也难以自救。他抛弃了以前的错误观点，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号召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和人民站在一起，去争取真正的民主，共同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国家。
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历程，就是他自我解剖的进取的过程。正如他教导育才学校师生的那样：“远征的战士，首先要有勇气对着自己的弱点开刀。”[13]他正是这样的一位襟怀坦**、厚人薄己的远征战士。
[1]原载董宝良：《陶行知教育学说》，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载《陶行知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3]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4]陶行知：《第一流的教育家》，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4页。
[5]1919年4月2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9号。
[6]陶行知：《实验教育的实施》，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7]陶行知：《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04页。
[8]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2页。
[9]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83页。
[10]陶行知：《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8月12日。
[11]伍育人：《铁的事实，血的见证——从一份调查材料来看育才学校的性质》，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第二辑，上海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1980年12月编印。
[12]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118—119页。
[13]陶行知：《从五周年看五十年》，载《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