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在一定的条件和措施之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早已证明“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这个原则的正确性，马克思认为这是未来教育的萌芽。我国教育方针，规定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坚定不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坚持的，但也走了很长的曲折道路；取得了生产劳动教育的显著成效，也出现过劳动过多的现象，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也没有取得很多成功的经验。“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窃国，甚至以生产劳动之名代替全部教育。如何总结经验，肃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流毒，使生产劳动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当前教育上的重要课题之一。
六、教育与人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
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可以用“生活教育”概括，构成了有独特意义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生活教育”思想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辩，其中有许多深刻的论点和精华，值得重新研究、评价，不能一概简单地否定。关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有一个全面了解的问题，要看主流。陶先生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就曾指出要把全部生活教育研究之后再提意见。
陶先生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认为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在反动统治下，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劳苦大众是不能或很难进学校的，即使能进去也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他要求在反动统治下人民大众自己办教育，受合乎他们需要的教育。“人民教育”是陶先生整个教育思想即“生活教育”思想的总基础。他认为“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所以文化应归之于人民，教育应由人民自己来办。
“生活教育”要求教育结合人民的生活实际。乡村教育便须结合农民的农业生产劳动，否则“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他还要求“生活教育现代化”，要改造农民的封建思想。他早就看到中国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多，提倡进行“节制生育”的教育。他要求教育把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传授给大众，人民需要科学，便要进行科学教育。“生活教育”随着人民生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人民需要什么便进行什么教育。教育不光是适应现实的生活，还要改造社会，改造生活，使人民在进步的生活中受到进步的教育。教育与生活是互相推进的。
陶先生并不排斥人民生活需要斗争，需要武装自卫，需要革命，他同意“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生活教育”理论并非僵化的，而是逐渐发展和提高的。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生活和教育一致。他说：“过的是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受着劳动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的讲演，不算是受着科学教育，过的是随地吐痰的生活，虽天天写卫生笔记，不算是受着卫生教育，过的是开倒车的生活，虽天天谈革命的行动，不算是受着革命的教育”[15]。这一段话也值得今天教育工作者深思。
陶先生所要求的生活教育，是“和谐的教育”，包括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几个方面。用现在的术语来说，陶先生的“和谐教育”思想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育才学校的普通教育内容包括劳动、健康、政治和文化四大方面，这就更醒目了。
教育究竟是准备生活，还是教育即生活或生活即教育，这是一个教育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斯宾塞是前者的代表，杜威是“教育即生活”论的代表，而陶先生则是“生活即教育”论的代表。还有许多教育家，即认为教育是准备生活，同时也认为教育应该生活化。陶先生觉得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把生活加了工之后搬进学校去的，这样便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社会生活能力，不如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在真正的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受教育，在生活的实际斗争中“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以达到解放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的目的。他并没有忘记培养青少年的军事能力，没有忘记艰苦斗争。他主张的生活教育，并不是沉醉在平平淡淡、安逸自在的生活里面，无所作为，而是与消极的“生活适应论”不同的。“生活教育”不是像杜威那样没有目的，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他劝告学生要有目的，有理想地去学习。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先生反对“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授法”，首先提倡“教学合一”，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结合起来，要求教师照顾学生的才能和兴趣，要求学生自觉、自动，并要求教师一面教一面学，“以教人者教己”，“为教而学”，这就是“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的思想。后来陶先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于是“提倡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本来相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所以他的名字由文濬改为知行。后来他认为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见解是错误的，认为他是旧教育偏重读书的根子，而反过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才是正确的，于是又改名行知，他的认识论最后发展到“行知行”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把认识论完全搬到教学论上来，把二者等同起来，那就错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16]人类知识用书本记录下来供后代学习，这是进步的。读书是必要的。学校年数有限，把知识经过选择，编成教科书供教学之用，这又是一个进步。把教科书教好学好，是师生应有的职责。问题是书本知识有真有假，所以盂轲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王船山反对“迷书”。旧传统教育迷信读书和死记硬背的方法，是应当反对的。但反对的人往往提出一些忽视读书而过分强调实践的意见，颜习斋强调习行而把读书比作吃砒霜；杜威反对旧传统的读书教育而主张“由做而学”；陶先生也为了反对传统教育，强调“做”，并主张“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固然在教学上不可没有“做”，教自然科学就要做实验。但不能把“做”当作一切教学的中心。
陶先生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时候，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教育杂志》甚至出“读书问题”专号以张声势。陶先生的答辩比较全面，大意是说，他劝告青年不要读死书时，接着便劝告青年要善于用书，“不能借口实践而丢掉书本，蛀书虫也不能断章取义说我们把书本抹杀，也不要把书本当作一切知识的泉源”[17]。他要求青年“有系统的自我学习”；要求教师天天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要求好学求进步的精神，顾到高深的研究。在育才学校更明确提出文化课。这些足以说明他确实没有丢掉系统学习书本知识的意思。他强调“做”，对于反对传统教育过分偏重读书的现象是有进步作用的。他要求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要求教学过程中贯彻“手脑并用”原则，学会应用书本知识的能力，并在“做”中求创造等等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我们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切不可重蹈死记硬背的毛病，培养学会综合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讲自然科学必须动手做实验，也是很重要的。
陶先生对于教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要求，主要是要有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有不断学习和进步的精神，要有创造和开辟精神等。另外还提出了一些民主的师生关系观点，反对教师专制，先生要跟学生学，提倡“相师相学”等，有些见解也是有益的。
总之，我认为陶先生是一个人民教育家，是一个热爱民族、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家，是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教育家，应给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批判地继承他这份珍贵的教育遗产。
[1]原载《教育研究》，1979年第8期。
[2]陶行知：《社会大学颂》。
[3]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我们的信条》，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4]陶行知：《行知诗歌集》，第127页。
[5]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6]陶行知：《贺胡适先生四十岁》。
[7]《生活教育》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8]以上所引，均见《中立教育改造》一书。
[9]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589页。
[10]陶行知：《古庙敲钟录》，第七、八节。
[11]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12]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平等与自由》，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
[13]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14]陶行知：《从五年看五十周年》。
[15]陶行知：《什么是生活教育》。
[16]毛泽东：《实践论》。
[17]陶行知：《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