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的经费开始是依靠国民党经济委员会许世英批准由该会担任的（这是一九三九年一月间的事，见一九四二年的《致育才之友书》）。至一九四○年春，由于“物价逐渐高涨，赈济委员会所担任经费虽有增加，但在总数之比例，则从全数降至半数，三分之一，现在则降至十四分之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以后，育才学校是在朋友们博爱精神下长进着”。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绞杀育才学校，所以在经费上不愿意再接济他。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九已是山穷水尽，难以维持”时，陶先生便提出来了“跟武训学”的口号，“从前武训以一位‘乞丐’而创办了三所学校，我们连一所学校也不能维持，岂不愧死？于是我们在四月六日下了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武训’”（见《育才二周岁前夜》）。于是陶先生在一九四二年发出了《致育才之友书》为募集二百万基金，重申了这个决心，“那时我脑中有山东武训先生画像出现，我对自己说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柳林、临清、馆陶三个义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将可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
陶先生一方面想在经济上依靠国民党办学，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反对国民党，同时，他又提出为大众办教育的口号，而实际上始终没有真正看见劳苦大众的力量和始终没有真正依靠他们办学。他办学的阶级依靠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人物——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如办晓庄是靠伪南京市教育局的每月五百元的试验费和募捐，办山海工学团是靠上海的资本家，办育才是靠经济委员会、美国援华会，以及杨杰和冯玉祥的捐助等。他所往来的大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真正接近的乡下佬实际上是有数的。然而改良主义的陶先生，一方面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的，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到办育才时，距离是更远了，以致反动派不愿意再接济他，另一方面，与劳苦大众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所以他就不能不“跟武训学”了。
虽然陶先生办育才时在教育思想上仍继续着他从前的许多基本观点，可是因受共产党的影响，在政治上愿意与共产党员合作，使得育才成为抗战时期蒋管区的民主学校，所以育才在民主战争中是起了作用的。
一九四四年前后，国民党对抗战是更加消极，对反共则更加积极，特务横行，一片黑暗。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民主政治运动在广泛地开展着。由于陶先生接近共产党和要求民主自由，所以国民党对他的压迫也加重了，但陶先生并没有屈服，反而比以前更积极了。这时，他提出了民主教育和普及民主教育的口号（见《陶先知教育论文选辑》的《民主教育之普及》一文）。认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而且要“有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才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民主教育的目的是要使男女老少和穷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只问能力，不问资格”，让少数民族“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的，就帮助他们制造文字，让他自己办学校和训练各民族的人才来教育他们自己的人民”。民主教育的方法是用“穷办法”。课程内容则认为“现在人民所以大部分在贫穷中过生活，因为贫富不均，所以了解社会是很重要的”，“抗战如不能胜利整个中国就完了，因此教育要拿出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要启发民众，用一切力量来为抗战为反攻而努力”。主张学制单轨出发，多轨同路。民主的民众教育则是“有人民的地方，就是民主教育到的地方”。民主教育的文字是“主张汉字，新文字，注音字母三管齐下”（见该书《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在《民主教育》一文中又说：“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在《民主教育之普及》中更明确地说：“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各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这些教育主张在当时民主战争的宣传方面是有利的。陶先生在民主运动中是迅速前进了。教育任务、教育内容随着政治战争的要求是有了一些改变，并使它为政治服务。
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提出了“我们自己需要再教育，再受民主教育”的问题。而且首先要“学习民主作风”。他给小学教师介绍了“两位最伟大的老师，一位就是老百姓”，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教的小学生”。“其次，就是运用民主作风的学生，并与同事共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再其次，要教学生为民主的小先生”，“再其次，要教民众自己成为民主的干部”，“最后，争取民主以保障生存权利与教学自由”。号召小学教师参加民主战争也是很对的。
这些，就是陶先生进步的、革命的一方面。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的深处，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教育思想仍然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譬如他对民主教育的民主的了解，这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甚至显得东凑西拼。他说：“民主的意义还是在发展，因为它的内容还是在发展。照我看来，真正的民主必须包含：一、政治民主；二、经济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会民主；五、国际民主。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不致从大地上消灭掉’一语，是指政治民主。中山先生所说之民生主义，罗斯福总统所说之无足之自由，是指经济民主。山海工学团所主张之教育为公，和陕甘宁边区所实行之民办学校，是指文化民主。中国五四运动在社会关系上所发动之种种改革，例如男女平等，是走向社会民主。威尔逊总统所提出之民族自决，中山先生所倡导之民族主义，是走向国际民主……近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都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
民主的意义和内容是在发展着，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便日益暴露其虚伪性，日益走上破产之路；马克思、列宁首先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黑幕，指出真正的民主和全民政治，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之后才能实现。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不是陶先生所说的——把林肯、孙中山、陶行知、威尔逊等人的主张凑合起来的民主。陶先生心目中的民主基本上仍然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真正的民主是苏联所实现的民主——那是我们的方向——和《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讲的民主——现阶段能够实现的。
没有经济民主，就没有政治民主，没有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就没有其他的民主。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乃是全面的民主、新民主、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真正的民主。而陶先生只看到了它的文化民主，却没有看到其他方面的和最根本的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好像它只实现了“文化民主”。同时，把山海工学团与边区的民办学校混为一谈，也是不对的。前者是改良主义者的道路，后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民办学校也不能概括边区的文化民主，因为公立的学校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在政治、经济民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为它们服务的。陶先生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也提到了边区的民办教育和“穷办法”的学习方法，并且称赞了这些，但他始终看不见其他方面的民主建设。他还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全面的民主。他虽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它。
陶先生没有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民主——苏联那里，虽然曾经赞美过苏联的宪法。同时也没有真正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方面，他所向往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由此可见，他所提出的民主教育，也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像这样的民主教育，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战争中，是有它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但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民主教育之后，陶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又提出了“社会大学运动”，这是他的普及教育的主张。当年1月初写了《社会大学颂》，接着又写了《社会大学运动》一文。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把社会大学分为两种，一是有形的，一是无形的。“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面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电播大学”，“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他认为社会大学，无论有形无形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之道，这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人民的大德是：觉悟、联合、解放、创造。
这样的社会大学，和陶先生以前所主张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口号一样，仍然是社会即学校的具体应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这就是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无法普及的。在重庆虽然创办了一个社会大学，但不久就被封闭；到上海去办，就根本办不起来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达于极点，随着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的爆发，陶先生也在黑暗的压迫下，躺倒在民主斗争的战场上了！
我们从以上种种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陶先生前期的教育思想是贯串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把统治阶级丢在一边，另外主张阶级调和与发展生产的资产阶级报改良主义思想，后期的教育学说虽然表现了革命性，但仍不彻底。
二十多年来，陶先生由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自然学团、工学团、普及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但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教育救国论者的范围。直到一九四四年还在提倡绳武的“包头新村”。
当陶先生还是改良主义者的时候，他与反动统治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而他们之间并不是阶级的对立，只是主张有些不同罢了（他主张阶级调和）。这时，他的阶级依靠主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但能依靠官僚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依靠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使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尖锐起来了，陶先生本身也不堪民族压迫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同时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于是由改良主义者逐渐变为民族民主战士，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落后的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缘故。
[1]原载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北京，大众出版社，1954年版。
[2]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生活教育论集》。
[3]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载《中华教育界》，1924年10月。
[4]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北京，教育书店，1951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