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研究人员产文量的理论值与实际值对照表
在总计2551名写过陶行知研究方面文章的作者中，按照“洛特卡定律”，写1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应该是1530人，占总数60％，这样的分布比较合理。而实际上在参与陶行知研究的人员中，仅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高达1910人，占总数的74％。撰写超过2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皆低于理论值。这就说明陶行知研究的队伍不够合理，其具体表现在：队伍不稳定，高达74％以上的人员不过是在这个领域匆匆一瞥就离开了，他们基本上还不算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的突飞猛进，陶行知研究团体基本形成，我们以发表4～10篇文献的作者为基本队伍，那么一共65人。如果再加上发表11篇以上论文的核心研究队伍作者40人，全国大概共有200人左右的陶行知研究人员。这个规模就陶行知思想研究这个教育史的下位类级学科而言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把陶行知思想研究看成教育学的下位类学科，那人数显然就不够合理，显得少了。加上必须考虑到这个统计结果中的一些老专家已经谢世，实际人数没有这么多。
发表11篇以上论文共40位，在上面研究中算在核心队伍，这是根据文献计量的理论得出的数值，和实际情况还有一定的差距。这40位并不都是核心队伍成员，必须依靠经验的定性分析，排除其中不准确的部分，同时还要增加一部分。首先凡是有陶行知研究方面专著的作者，应该算是核心队伍成员。其次，以陶行知研究为博士以及硕士论文选题也算是核心研究队伍人员。以此为标准，那么还应增加杨效春、徐德春、程本海、陆静山（台湾地区）、唐文翠、孙铭勋、汪达之、戴伯韬、董纯才、邓初民、陈鹤琴、盛震叔、麦青、郭沫若、朱宕潜（台湾地区）、徐大文、陆康源、章开沅、董宝良、余子侠、金林祥、叶良俊、童富勇、周毅、向明、唐文权、陈汉才、胡志涛、牧野笃（日本）、阿部洋（日本）、高永慧、顾红亮、曹常仁（台湾）。
根据他们在陶行知研究领域活跃的时间段、成果、历史影响，可以把他们划分成三代，其中各代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
第一代有戴伯韬、方与严、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戴自俺、孙铭勋、方明、张健、张宗麟、李楚材、朱泽甫。他们基本上是陶行知的“声闻”弟子，其中大多数人是晓庄和山海工学团时期的学生，也是陶行知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1949年以后甚至在1978年以后，他们仍然长期对陶行知研究起重大影响。他们对陶行知思想有切身的体会。对陶行知思想直接做出发展工作的主要是他们。他们还无法把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单纯对象化，作为学术处理的对象，而是和自己的人生和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思想超过学术的一代。
朱泽甫的《陶行知年谱》是最具功力的一部年谱类专著。顾颉刚先生说年谱是一个人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伟大的历史是常由一个人造成的。年谱的体例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谱主自撰的。此种年谱最为可贵，因其出于自道，必有为他人所不能道的，固然自道之作总有令人不尽满意之处，然仍为一绝好的史料。第二种为其朋友、子弟、门生所作。此种年谱价值也很高，因为作谱的人对谱主极为接近，对其生活经历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其史料价值总是极为可贵。只是此类年谱，多不免阿谀溢美之词而已。第三种为后人补作或修改昔人所做的年谱。此种年谱作时极为困难，因作谱与谱主的年代相隔太远，或虽不过远，而与谱主并无密切的关系，由于作谱的人仅能在谱主所遗留之文字记去苦心钩稽史料，因此在著作上很难得到谱主的真相[17]。朱泽甫的《陶行知年谱》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
第二代有胡晓风、金成林、斋藤秋男、章开沅、陈波、董宝良、陈汉才、朱宕潜、阿部洋。胡晓风由于其承上启下的贡献，把自己划为第二代陶行知研究专家。胡晓风可算是新时期陶行知研究主要引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他实际主持了川版《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写出了76篇论文，他还是最早推动陶行知现代化思想研究的学者。在整个学术风格上，他创造了一条新的陶行知思想研究方法，就是文献学基础之上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点下文再展开申论。金成林是陶行知重庆社会大学时期的学生，长期担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学习研究陶行知达60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倡导成立“育才社大校史研究会”。他和胡晓风先生密切配合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文章。陈波与陶行知只有一面之缘，1948年在晓庄小学任教导主任的同时，经陶行知的老友姚文彩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学习教育心理学，1950年回老家浙江丽水从事教育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陶行知研究。胡晓风、金成林、陈波等人的陶行知研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境界高”。他们不像学院派的陶行知研究那么冷静中立，但却深得陶行知精神的精髓。他们以亲身苦难证得一个道理，革命不仅是夺取政权，而是如胡晓风所说，“革命泛指包括抗战、反对一党专制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的大变革，其焦点始终都是极为错综复杂而又反反复复的民主与专制的相互较量”。他说：“生活教育是指在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中，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他们晚年回归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原初出发点，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为共和国造一个民主基础。所以他们才能以衰老之躯，皓首穷经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弟子整理老师文献范畴；而具备西西弗那样的历史悲壮感。
章开沅和陶行知都是金陵大学的校友，他在国内开创教会大学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此系列研究早已名满天下。目前这个研究向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向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研究，二是向高等教育史研究。陶行知研究不过是这整个研究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说陶行知研究存在三方力量——官方力量、民间力量和学院力量，那么章开沅无疑是学院派的代表者。他一个人，在20世纪90年代，培养了两位陶行知研究的博士——周洪宇和余子侠。他们如今已经成为陶行知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了。斋藤秋男是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代表，如果谁是一生只从事陶行知研究的，那恐怕只有斋藤秋男了。关于他的贡献，金林祥教授有专文介绍。金林祥指出，斋藤秋男是陶行知著作的日译先驱，是介绍陶行知的主将，他提出了“整体把握陶行知人格形象”的观点，培养了海外第一个陶行知研究博士——牧野笃。这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第三代有周洪宇、余子侠、金林祥、陈汉才、牧野笃、童富勇等。这六人中前四位皆任教于师范大学教育系科，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余子侠、牧野笃的博士论文皆是关于陶行知研究的，可以说是科班出身。笔者之所以强调学术的资格和资历，并非迷信文凭和学位，只是想指出陶行知研究学院化的趋势——其实已经不是“趋势”，而是一种现实状况。陶行知研究如果要在学术上求进步，学院化是必由之路。周洪宇、余子侠这两位史学博士把历史学重史料的传统带入陶行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周洪宇已经指导了一位陶行知研究的博士研究生。余子侠教授的著作《山乡里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别显示出扎实的功力，没有10余年的积累和训练是无法写出来的。金林祥教授主编的《20世纪陶行知研究》可谓20世纪陶行知研究史的总结性著作，构建了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史大致面貌，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重大意义。
从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学术单位、学术队伍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陶行知研究共同体已经形成。
[1]原载李刚：《历史与范型——陶行知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系》，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3]现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共同体应该是中国科学社。
[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第6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是和场域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6]［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8]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1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11]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12]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3]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4][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5]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6]邹志仁，等：《情报研究定量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页。
[1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