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莱希维恩比较研究[1]
前言
陶行知和莱希维恩不仅作为卓越的教育家享誉中国和德国，而且以他们在许多其他领域做出的非凡贡献，无愧于20世纪世界杰出人物。20世纪的最后十年恰为纪念这两位世界公民提供了许多契机，诸如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1991）、莱希维恩逝世五十周年（1994）、陶行知逝世五十周年（1996）；莱希维恩诞辰一百周年（1998）。因此，作者谨希望以此论文缅怀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时代先驱，同时，为丰富研究讨论他们迄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平添抷土。
作者有义务对所有在本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过支持的人士和机构致谢。
在德国方面，首先感谢马堡大学的余蓓荷教授（Monikaübelh?r）大量启发性的建议和指导。还要感谢现居马来西亚的傅吾康教授（WolfgangFranke）、奥尔登堡的双博士HorstE。Wittig教授、耶拿大学的PaulMitzenheim教授、莱希维恩故乡巴特埃姆斯的Hans-JürgenSarholz博士、鲁尔大学的博士BettinaGransow女士以及柏林的普鲁士文化遗存保密档案馆对于本文中涉及的若干人物或文件资料给予书信提示和在获得重要的专业文献方面给予的友好协助。对莱希维恩传记的作者、德雷斯顿科技大学的Ullrig博士在查阅莱希维恩档案给予的内行的帮助以及大量的富有启发性的交谈表示衷心的谢意。同样，还要感谢马堡的IngridHermann女士在帮助校对文稿过程中始终表现出的热心和耐心。我尤其要向现居杜塞尔多夫的内克曼先生（ErhardNe）致谢，他不仅在17年前作为我的德语老师和德国第一位陶行知专家让我了解到陶的生平事迹，而且近几年来一直全力支持着我的研究。
在日本方面，我要对世界上最优秀的陶行知研究者之一、日本专修大学的教授斋藤秋男先生真诚的帮助，内克曼先生的夫人荒井景子女士在查阅和翻译日文文献方面给予的有力支持表示衷心地感激。
在中国方面，我感谢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邸文女士十分有价值的启迪和激励。另外，我要向陶行知的学生和同事戴自庵先生和方明先生道谢，在采访中他们向我讲述了对陶行知及其教育学的切身体会，并还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大量有关陶行知研究的情况。最后，我特别要向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及陶行知纪念馆等机构为我提供了一些稀有的资料表示感谢。
黄冬
1998年4月于德国马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