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陶行知02
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学说》。该书是在董宝良教授的主持下，由数位高校教师共同进行的新尝试，力求对陶行知的政论和教育学说加以全面的阐述。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专论，该书突显出表述的系统性和诠释的缜密性。
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编者周洪宇博士是一位新生代教育学学者和陶行知研究者，在该书的绪论中综述了国际上陶行知研究的概况和各国的研究现状。除此之外，该书还汇集了一个较完整的海外陶行知研究资料要目及一系列各种外语重要论文的中译本。
另外，在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1991）和逝世五十周年（1996）之际，分别于北京和武汉召开了两次关于这位人民教育家的国际研讨会。会上宣读和上交的报告和论文分别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和美国，反映出中国和海外陶行知研究所达到的广度和水准，同时也显示出这位极富魅力的历史人物所引发的研究兴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在日趋增强。
自1980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给经济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且经济改革也与陶行知产生了新的关联，具体表现在他的教育理念被重新用于城市中的职业教育和农村地区的为消除贫困而发展教育。诸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里出现了很多陶行知职业学校，它们有些是新建的，有些则是由普通中学改组或更名而成，大都重新启用了陶行知为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制定的教学大纲。在乡村，尤其是在偏远的贫困地区，许多农村学校都采取了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及工学团施行的措施和办法，一方面解决经费和教师匮乏的困难，另一方面使发展农村教育与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转型相结合。例如，山西省吕梁的贫困山区有1000多所农村学校开展了陶行知教育举措的实验，创立了“三位一体”模式，即所谓村学一体；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体；教育、科研和生产一体。这个实验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极具说服力的成果。诸如，该地区人口中的文盲数量明显减少，而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许多其他省市地区受到这些成就的鼓舞，纷纷学习借鉴“三位一体”模式。[104]这些近期最新的发展变化意味着，社会上学习和研究陶行知及其教育学说的活动方兴未艾。
第三章各国对陶行知的介绍和研究
一、亚洲
（一）日本
日本最初接触陶行知教育学始于1934年，[105]当时在日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访问东京池袋的“儿童村”时向日本朋友介绍了陶行知奇特的教育实验。这个“儿童村”是1924年由一批具有自由思想的教育家创办的，他们在大正时代（1912—1926）对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进行了检讨。该学校依照杜威“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名言——当时德国教育界也应声发起了“一切从孩子出发运动”——将孩子作为自主的人置于其教育的中心地位。共同的教育思想取向拉近了中日两国的教育改革者，也促使东京儿童村与上海山海工学团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如互通书信和交流信息。陶行知主编的杂志《生活教育》和其他著作也随之传到了儿童村，之后那里又创办了学习介绍生活教育的刊物《生活学校》。在1935年元旦出版的创刊号上，牧泽伊平以“岸本达三”的笔名撰文介绍了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尤其是列举了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为事例，将陶行知的首创视为世界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新动向。该杂志的另一位出版人户塚廉（1907—？）在为这篇报道写的编后记中指出：“世界新教育运动在某些文明国家里，其出发点是观念主义、理想主义和精神主义的。中国生气勃勃的教育运动则与之根本不同，其举措皆是从整个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为前提。”[106]
嗣后，这两位儿童村的教师继续通过写文章或者翻译，向日本介绍陶行知。日本著名教育家留冈清男（1898—？）曾就此感慨：“我国教育界或者吃腻了德国和美国的教育理论，或者追随着时髦来鲁莽地宣传不知所以然的日本精神。与其如此，倒不如应该用同程度的关心来注视邻邦中国的动向，应该不惜在教育运动方面相互协力。……日本教育界与德国和美国连接很容易，但却对朝鲜和台湾海峡对岸的邻国一无所知。”[107]
日本教育家或许还能更多地了解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倘若不是1936年“儿童村”由于财政困难和法西斯政权的政治挤压而被迫解散的话。1938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生活学校》也停刊。一年半之后还发生了阅读《生活学校》的教师遭到逮捕和羁押的事件，被牵连的有约110人。户塚廉于1940年12月也被逮捕，九个月后才释放。获释后他即被征召入伍，作为士兵派往中国，并饱受其长官的欺压。1945年8月他来到上海，次年4月搭载最后一艘日本难民船回国。那时陶行知从重庆经南京也到达上海，但二人未能相见。
尽管生活教育在日本受到压制，但之前教育改革者们的努力并非徒劳，至少引起了日本媒体的一些注意，以致在战争时期总是有记者报道陶行知，称其为“中国人民战线派的领袖之一”（村田牧郎）和“中华教育界的泰斗”（中保与作）。[108]
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和国家重建完全由盟军，尤其受美国控制。在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1880—1964）的掌控下，日本颁布了新宪法。该宪法1947年生效，并效仿英国实行受监督的君主制。美国的占领军政权极力在日本建立社会新秩序，为此推行了多种社会改革，如引进议会制的政府体制、经济生活自由化、教育民主化、工会合法化、妇女解放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部门，要在弱化“日本精神”方面，即对日本人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向民主主义的教育改造中发挥作用。于是在1947年颁布了一部新的教育法，宣布实行“新教育”。新教育的主要意旨是：教育方法最大限度地个性化，课堂教学要针对个人需求，而不是拿来作为对聪慧的年轻人进行军事化训练的手段。中小学和大学里要摒弃整体观念。[109]然而，对于如何理解“民主教育”和如何实现所谓“学校民主”这些问题，日本的舆论界却众说纷纭。此外，20世纪50和6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和一股反美情绪高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重新发现了陶行知，又接续上了吸纳他教育理论的断线。这一接续表明，日本在权衡美国教育模式时，一如既往地想要借鉴陶行知的教育学。
1946年11月《生活学校》复刊，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波多野完治担任主编。虽然1949年该杂志再次停刊，但在重振战前民主的教育传统方面却功不可没。停刊前不久的1949年10月，一个研究生活教育的社团“核心课程协会”成立，1953年更名为“日本生活教育同盟”。随着20世纪50年代日本“复辟”势力的增强，该协会也更加将自己的任务视为“以教育来反抗”占领军政府和教育当局，并于1959年拟订《生活教育宣言》，后又在1962年通过了《日本生活教育同盟纲领》。纲领订立了生活教育的目标：生活教育是基于人民基本的生活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教育；旨在发掘、发挥被社会制度埋没的人道性、科学性、民族认同性。依据此纲领，这个同盟至今一直都在为消除日本教育界和社会的病态现象而斗争。[110]
如上文所述，户塚廉1946年回到日本，在家乡挂川发行《父母子女报》，写了很多文章回忆他过去与陶行知教育学的瓜葛，尤其是“小先生制”，并以此为日本后续的陶行知研究奠定了基础。
日本对陶行知真正的学术研究发端于一批学者，如杜威研究者，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东京中国研究所汉学家新岛淳良、横滨大学教授市川博，他们开始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潮流进行学术探讨。由此，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有关陶行知的出版物。[111]
在日本的陶行知研究领域，斋藤秋男尤为突出。他1942年毕业于东京东洋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学科，次年应征后作为士兵派往中国。日本投降后不久，他所属的部队在湖南就地解散。他于1945年秋至1946年夏为在武汉出版的日本报纸《正义》当翻译和编辑期间，在民主同盟发行的《民主星期刊》上第一次读到了陶行知的政治教育诗歌和文章。陶行知思想丰富的文稿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便开始不间断地研究陶的生平业绩，且将研究工作始终与探讨美国对日本教育界的影响相挂钩。在他发表的众多著述中，有下列几部可视为其四十年研究生涯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1。《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1951）
该书为日本第一部陶行知研究专著。作者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出了写这本书的动因：“1950—1951年，日本教师迫切渴望实行适合日本国民的民主教育。因此我要介绍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战后，日本的教育领域弥漫着杜威的教育理论。但在中国，陶行知根据中国的实际改造了杜威的理论。我相信，陶行知的实践一定对日本有所裨益。”[112]
为给日本的教育领域带来一股清新的春风，作者不顾日本当时很有限的原始和参考资料，竭力想让日本的教育工作者熟悉陶行知这位来自相同文化圈的、非同寻常的同行。在儒家教育传统中，对教师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斋藤秋男在他的书里延续了这个传统，他鉴于一个教师在生活中必备的基本道德素养，将陶行知奉为教师的楷模。然而仍须指出，此书反映出对陶行知的认识还颇具局限性。原因很明显，刚刚结束的战争和美国占领者的政策妨碍了中日的国家关系，也令两国的文化交往受阻，所以，作者无法使用中国大陆的文献档案，以获得对陶行知全面的了解。正因如此，作者本人亦称该书为一次“尝试”。
2。《民族解放的教育》（1961）
1957年斋藤秋男访问中国后，用了几年的时间加工整理了获得的原始资料，于1961年出版了此书。该书收录了陶行知的31篇文章，斋藤秋男不仅将它们译为日文，而且还对其做了点评。此书还被收入日本的《世界教育学选集》。
斋藤秋男以此书为继续研究陶行知教育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今后研究的三个方向：
（1）联系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分析陶行知从“改良主义者”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的过程。
（2）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影响的历史，尤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作用。
（3）作为“大众诗人”的陶行知及其诗作。
事实上，斋藤秋男后来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着这三个课题。
3。《评传陶行知——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1968）
“政治抒情诗人”源于中国作家萧三（1896—1983）1936年在巴黎所写的杂文中对陶行知的赞誉，[113]斋藤秋男显然非常欣赏这个称谓，因此后来常常使用。为了也能够从文学角度审视陶行知的政治和教育生涯，斋藤秋男仿效日本评论家高杉一郎描写俄国著名的盲诗人爱罗先珂（ВасилийЯковлевичЕрошенко，1889—1952）的手法，将陶行知人生轨迹伴着他的诗歌生动地展现出来。除了生平介绍，作者还回顾了东京“儿童村”与上海山海工学团短暂的友好交往。
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