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宏：《我看了〈武训传〉电影》，载《光明日报》，1950年2月26日。
陈鹤琴：《介绍〈古庙敲钟录〉（陶行知先生的一部教育名著）》，载《活教育》第6卷第2期，1950年2月。
流池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察哈尔文教》第2卷第4期，1950年。
张惠人：《晓庄23年》，载《光明日报》，1950年3月23日。
江林：《〈武训传〉丑化了劳动人民》，载《新民报》，1950年3月31日。
戴伯韬：《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载《解放日报》，1950年7月20日。
《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纪念陶先生逝世四周年》（社论），载《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1950年7月。
张宗麟：《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光明日报》，1950年7月25日。
邹荫章：《循着陶行知的道路前进》，载《活教育》第6卷第6期，1950年9月。
戴伯韬：《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新闻日报》1951年1月1日，载《大众电影》第14期，1951年1月1日。
马侣贤：《〈武训传〉观后感》，载《大众电影》第14期，1951年1月1日。
陈贻鑫、吕长春等：《育才学校师生谈〈武训传〉》，载《大众电影》第14期，1951年1月1日。
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载《文艺报》第4卷第1期，1951年4月25日。
杨耳：《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原载《文艺报》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10日，后由《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重新发表。
《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社论），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李士钊：《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传武训的错误》，载《光明日报》，1951年5月30日。
戴伯韬：《歌颂武训是原则性的错误》，载《光明日报》，1951年6月1日。
胡绳：《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载《学习》第4卷第4期，1951年6月1日。
李一氓：《清除武训一类错误教育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2日。
罗慕法：《我不同意李士钊先生的检讨》，载《光明日报》，1951年6月5日。
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载《学习》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16日。
何其芳：《驳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种种歌颂》，载《学习》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16日。
范文澜：《武训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载《人民日报》，1951年7月6日。
董渭川：《武训问题给我的教训》，载《光明日报》，1951年7月12日。
《我们对于陶行知先生颂扬武训的看法——晓庄学校讨论武训辑要》，载《教学生活》（宁）第1卷第3期，1951年7月。
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载《人民日报》，1951年8月27日，《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1951年8月。
姜乐仁：《评“小先生制”》，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5期，1951年8月。
潘逸耕：《学习批判“武训精神”，检讨我的教育思想》，载《桂林文教》第1卷第4期，1951年10月。
须养本：《批判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万能”观点》，载《教育通讯》第7卷第3期，1951年10月。
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年10月。
戴伯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载《人民教育》第3卷第6期，1951年10月。
刘季平：《略论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1951年11月。
张健：《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1期，1951年11月。
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12月。
张凌光：《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载《人民教育》，1952年1月号。
凯旆：《“教学做合一”的批判》，载《人民教育》，1952年1月号。
袁舒白：《我对萌芽学校及其“生活教育”理论的看法》，载《教育通讯》，1952年2月号。
林木：《评“古庙敲钟录”》，载《人民教育》，1952年2月号。
须养本：《关于对“生活教育的我见”一文的补充意见》，载《教育通讯》，1952年3月号。
王泰然：《关于陶行知先生以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载《人民教育》，1952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