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tambang，她什么也没有多说。……她出了山洞，把鱼洗了又洗，然后慢慢地吃着，咽下去的唾沫又泛了上来，满口咸味，她哭了，口角流着涎水，她很久没有沾过盐了，太多了，实在太多了，她跌倒在地，跌倒后还在吃。”[52]
音节（从a到aa，从am到amam从ang到anangg）在延伸，韵律在延伸，含义在延伸。在这种无限延伸之中，音节、文字变成了无言悲怆曲，和着女乞丐的行走、她的悲惨命运和彼德·摩根的文字前行：
“她走着，彼德·摩根写到。”
……
“她在走。
她足足走了一个星期。”
……
“夜色中，她按照那位老者指引的方向，沿着洞里萨湖顺着原路往回走。……
在炙热、耀眼的阳光下，她还怀着孩子，不再恐惧，她正在远去。她要走的路，已经决定，那是永远离开母亲的路。眼泪挂在脸上，但是她却努力地唱起Battambang的歌谣。”[53]
Battambang是女乞丐唯一能够说出口的一个词，Battambang是一首歌，一首远离故乡，寻求自己生活之路的悲歌。她在成功地把那个半死不活的孩子送给白人妇女之后，再次唱起了离别的歌，这次她将离开自己的孩子。
“她迈着乡下姑娘笨重而均匀的脚步，开始沿着一排排帆船，向前走去。今夜，她也起程……
经过十年风尘，一天，她来到了加尔各答。
她留在了那里。”[54]
动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美妙旋律，正是彼德·摩根在自己所写的小说中赋予给女乞丐的基本性格。她可以不说话，可以忍饥挨饿，可以不知疲倦，但是她决不可以没有歌声，没有脚步的移动，没有伴随着歌声的行进。彼德·摩根在谈到他正在写的人物时说：“她走着，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她人本身，可以说，就是一次漫长的旅程，这个旅程被我分成若干段，在每一个阶段，我都突出地去描写同样的永动——她的不息的脚步，她走着，那句话伴随着她……”[55]她的脚步就像美妙的音乐，“任意从一点出发纵横驰骋，在不同程度上节外生枝，对这个音调或放或收，都全凭一时的心血**，然后又像长江大河，急泻直下。”[56]最后融进了大海，终止在加尔各答。Battambang的歌谣和她一起留在了那里。从此之后，大街小巷、海滩上、恒河岸边响起了她的歌声和无言悲怆曲，和着副领事的“印度之歌”，和着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钢琴演奏声，构成了加尔各答巨大而美丽的音乐舞台。
政治、音乐、文字，杜拉斯就这样从病理和心理的角度刻画了三位主人公的绝望、无助，刻画了加尔各答的荒漠、郁闷。她的文字洗练，既合混又质明，还充满了空白无语，留下了弦外的袅袅余音。她感觉自己也“被疯狂冰冻了”，“全身都散了架”。从恒河岸边女乞丐的歌声到副领事的爱的呐喊，所有这些咏叹调，就像一部歌剧。政治的残酷无情、文学的忧伤、美丽，就这样被杜拉斯搅浑在《副领事》中，挥之不去的是那些无言的抗争、绝望的悲歌。
4。《情人》
《情人》是根据杜拉斯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了“我”在印度支那与一个中国男子绝望而凄美的情爱故事：已是垂暮之年的“我”坐在一个大厅里，突然，一个男子走过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认识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一切都仿佛在瞬间又回到了从前，那年“我”15岁半，在湄公河的渡轮上，那天“我”头戴男帽，身穿磨的快透明的连衫裙和一双削价处理的镶金条带的鞋。在无聊的渡船上，无意发现一位男子在注视着“我”，他是一位中国人，穿一身西贡浅色柞绸西装，更吸引“我”的是他身旁那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他走过来找我搭讪，“我”发现他非常紧张，递给“我”烟的手直打战。船到岸后，他提议用自己的车送“我”。家庭的冷漠、贫困，加上“我”天生就一副耽于逸乐的面孔，那时“我”就知道了欲望是性关系的及时通道。因此“我”虽然犹豫却接受了他的邀请。从此以后，他每天用他的车接“我”上学。他老家在中国北方的抚顺，他是独生子，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当时华侨中少数几个经营殖民地不动产的中国金融家之一。他刚从巴黎回来，已经与老家抚顺的一名富家女订婚，但他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天是星期四，像往常一样他又来接“我”，不同的是这次他把“我”带到城南的一座单身公寓。“我”知道并期待着即将发生点什么，却发现他非常胆怯。于是“我”就告诉他，希望他像往常把女人带到他房间习惯怎么办就怎么办。在“我”的鼓励和诱导下，一切都发生了。透过百叶窗，外面是熙熙攘攘的中国街，房间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有焦糖的气味，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还可以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全部声响，全部活动，就像一声汽笛长鸣，声嘶力竭地悲哀地喧嚣，但没有回应。所有的一切都永远深深地刻在“我”身体里，血液里，“我”的生命里，永远、永远……后来母亲不知在哪里听闻了一些有关“我们”的事，在大哥那个该杀的混蛋的挑拨下，母亲用最下流的话骂“我”，打“我”。但当时“我们”的家，在经历几次灾难后，加上大哥的胡作非为，已经是一贫如洗了。然而他们需要“我”情人的钱，他们要利用“我们”的关系骗吃骗喝。尽管如此，他们仍不理睬他。同时他们家也强烈反对，他的父亲宁愿他死也不让他娶一名白人家的穷女子为妻。
不久后，当知道母亲要送“我”回国读书时，之后每次幽会，“我们”已经没有****，他只是忧伤而又怜惜地一遍又一遍给“我”洗澡。一切无法改变，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他把车孤零零地停在码头上，坐在车里边没有出来。但根据特征“我”还是认出了那辆车，他身形模糊不清，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十分颓丧。“我”就像初次在渡轮上见面时靠在船舷上，“我”知道他在看“我”，“我”也看着他，由于家人在旁边，“我”什么也不敢表示，只是静静地望着、望着……最后，轿车消失了，港口消失了，陆地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
后来，许多年过去了，也发生了许多事情，结婚，生子，离婚，战争，死亡。有一天，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他。他说他想听“我”的声音，和过去一样，他的声音有点打战，“我”立即听出了他的中国口音。他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我”，他根本不能不爱“我”，他说他爱我一直爱到他死。
这就是《情人》——杜拉斯的代表作，“杜拉斯式”风格的完美体现，1984年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得主，250万册的年发行量，同时被译为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自己的读者，那么又是什么缔造了这样一个“杜拉斯神话”呢？
首先，浓郁的自传性后面饱含作者言说不尽的深情。也许书中的一些情节可能经过加工、改造，甚至并不存在，但后面所隐藏的那份痛彻心扉的情感却来自作者自身经历的切身体会，这谁也无法否认。它令读过作品的每一位读者都感叹良久，难以忘怀。以作品的开头为例，这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当在历尽人间沧桑后，一个人由美丽的少女变成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这时她遇见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这情人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多少爱情誓言为之失色，多少海誓山盟为之苍白。这应该是一份怎样的爱！就单单这几个字又打动了多少读者，又让多少心灵为之颤动。正是这种情感推动着杜拉斯如泣如诉的创作，正是这份情感牵引着读者如痴如醉的阅读。20世纪的西方文坛，各种文学思潮应运而生。而大多数的文学流派及思潮往往过于注重探索新的形式、技巧，追求创作上标新立异，多停留在少数精英学者研究的层面，从而忽略了作为普通人的最广大的读者。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并不太关心作品的形式以及是否受哪种流派或思潮的影响，更多在乎作品是否能带来美的享受、愉悦，情感上的触动、共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部在杜拉斯尝试各种创作方法之后，以自传性写实手法创作而成的《情人》何以一次又一次打动无数读者的心，一次又一次让他们爱不释手。
其次，浓郁的东方异域色彩，使杜拉斯的作品蕴涵了独特的品位，也让东西方读者为各自心中的追求而痴迷。东方是杜拉斯出生的地方，更是她灵魂获得重生的源泉。再看杜拉斯以前以西方为背景的创作，所有的人无不生活在一种无声的绝望中——对爱情的绝望，对家庭、对生活的绝望，对一切事物的“厌倦”，所以才有了《街心花园》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才有了《直布罗陀的水手》无休止的对可能并不存在的爱的追寻，所以《劳尔的劫持》中的劳尔疯了，《琴声如诉》中的男人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简言之，这是一个被现代理性牢笼禁锢了的场域。与之相反，杜拉斯笔下的东方却是一个充满野性、活力、欲望而又神奇的地方，它没有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它的泥土里孕育着生命的种子，可以让在现代社会中迷失方向的西方人获得重生。在西方语境下东方成了西方克服“异化”，重新找回自我，再一次获得重生的地方。因而《情人》中关于东方的描写：川流不息永远奔腾的大河，没有四季一望无际的大地，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森林……都让现代西方人向往，特别是曾经在这块他们曾引以为豪的殖民地上生活过的一代，这里留下他们太多的东西，《情人》已经成了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于此，他们可以找回心中最后一点还未丧失的情感，可以唤醒他们尚未完全麻木的心灵。《情人》实际上象征了现代人类对共同失去的一个古老梦想的追忆。
最后，看似随意的写作中隐含着“杜拉斯式”的创作风格。首先，杜拉斯打破了小说语言、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界限，在《情人》这部小说里把三者融合在一起，这就造就了《情人》中一道道如诗似画的独特景观。见时是画，别时是诗。画悦目，在开篇，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很久以前，在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在奔腾不息的湄公河上，在两岸如画的风景中穿梭的一只渡轮上，怀春少女与情人初次相会图。诗伤心，在结尾，当如泣如诉的笛声鸣响起时，那离别的愁绪也仿佛是幽怨缠绵的小诗萦**在心间，久久不能挥去。还有小说中时间和场景大幅度任意的切换，叙述的距离和焦点忽远忽近，时而沉浸于昔日往事，时而又勾起新的回忆，但整个故事却在推进——一种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结构推动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淡化传统小说所标榜的故事性、完整性，追求“新小说”叙述的断裂性、破碎性，甚至将两者完美结合的手法，成为叙事方式上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