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后现代性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后”既是一个历史时间的标识，同时也是理论逻辑标识，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18]又如英国学者雷诺兹对“后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分析：他们（指“后马克思主义者”）“反映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在为21世纪建构一种激进政治的过程中，在拒斥本质主义、还原论、决定论以及功能主义方面的真知灼见。”[19]罗斯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后现代主义来表达他们对现代性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20]这说明“后马克思主义”与70年代以来在西方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脱离不了干系。托米和汤申德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德里达都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者。[21]可见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着极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巴尔特等在批判结构主义基本观点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最早是诞生在法国，其后才流行美、英，最后成为一种运动而风靡整个世界。60年代正是结构主义在法国发展的巅峰时期，在阿尔都塞的领导下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盛极一时，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1965年抛出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本著作而轰动一时，结构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福柯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获得了很大的声誉。该书的副标题“结构主义考古学”，这种考古学是知识考古学，他主张人文科学（知识）产生于人在对自己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之时，该著作宣布了“人类死亡”。福柯虽然把自己放到结构主义的阵营里面，但却是一位潜藏得很深的叛逆者。正如皮亚杰所说的，他所信奉的结构主义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并不以结构的存在为基础，它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22]所以弗朗悉瓦·埃瓦尔德认为，福柯的方案就是反抗结构的观念，因而也反抗结构主义的观念，因为在福柯看来，“结构是重要的历史主体的一种形式，是跨历史的宏大认同的一种形式，而福柯相当清楚地解释过，这正是他试图消灭的东西”。[23]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抨击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他宣称：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中心，结构是没有等级的；在结构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具有优先性，结构勿需追根溯源，此在（presence）还是被自由游戏所化解，自由游戏是空缺和此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某种非中心化力量，是某种不确定性的永恒动力。在美国知识界还不知道结构主义的底蕴时，他们就倒向了德氏的结构主义—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的著作《语言现象》《写作与差异》《书写与语言学》抨击了现象学中隐含着的本质先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主张意识本身完全而且必须以语言为中介，故而也以其他文化和习俗为中介。这就打破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法国大学的统治，复写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上个世纪发动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由此可见，1966年法国思想界的这“三大事件”：阿尔都塞及其弟子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的出版、福柯的《词与物》的出版、德里达在美国发表反结构主义宣言，这实际上也就宣告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24]
[1]［英］特里·布劳斯主编：《20世纪看得见的历史》，周光尚等译，3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参见于奇智：《五月风暴与哲学沉思》，载《世界哲学》，2009（1）。
[3]［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参见曾枝盛：《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2）。
[5]参见陈宜中：《从历史唯物论到后马克思主义：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评析》，45～46页，见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1998。
[6]参见唐正东：《法国调节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方法》，226～231页，见赵剑英、张一兵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StuartSim，Post-MarxismAualhistory，LondonandNewYork，2000，p。140。
[8]参见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导言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参见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导言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参见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3）。
[13]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50页，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14]同上书，55页。
[15]李银河：《福柯与性》，3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6]参见姚介厚：《“后现代”问题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化》，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5）。
[17]参见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导言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英］戴维·麦克莱伦：《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1）。
[19]［英］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吗？》，载《世界哲学》，2002（6）。
[20]［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24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21]SimonTormeyaowhinkersfromCriticalTheorytoPost-Marxism，London，2006，p。38。
[22]［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44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3]同上书，444页。
[24]参见曾枝盛：《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