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这里詹姆逊不仅吸纳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思想，还借用了尼柯斯·普兰查斯的“社会构形”概念，即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构形实际上都是由多种生产模式共存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些生产模式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古老的生产模式的残余，以及被同化到新的生产模式结构之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生产模式。各种生产模式都有其自己的动力和时间规划，这是一种元共时性，社会构成就是这些不同体系和生产模式的共存。而各种生产模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矛盾，“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22]就是发生革命的时刻，但是詹姆逊所说的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所谓的“文化革命”，这是由主导性的生产模式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因此，詹姆逊认为生产模式之间的斗争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该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性质和发展变化。不仅如此，一种新的主导制度的胜利，不仅需要为取得支配地位而进行斗争，而且还需要为保持支配地位而进行不断斗争，即对那些残余的或新的生产模式进行斗争。由此，詹姆逊得出结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包括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的“生产模式”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更否认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取而代之以“话语决定一切”；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中翼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理论，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并不完全否认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由“学习机制”推动的，因而主张以“学习机制”取代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拉入自己的阵营，因而，他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理论，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后马克思主义式”的改造，最终以“变异了”的“生产模式”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1]［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1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同上书，122页。
[3]付文忠、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解读——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
[4]［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28～12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同上书，128页。
[6]付文忠、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解读——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
[7]同上书，82页。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同上书，159页。
[11]同上书，178页。
[1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2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3]同上书，37～38页。
[1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3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15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7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7]［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8]［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1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9]同上书，188页。
[20]同上。
[21]［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1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2]［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