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看，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基本剥离了社会主义目标与阶级的物质目的，单纯地强调非物质的、抽象的、人性化的目的，比如民主管理、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的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等。这些设想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系统化的理论就是民主。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或多或少能够等同于由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精心孕育而出的民主化策略。
3。对社会主义策略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其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然而，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之后指出，经济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不能用经济范畴来解释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否则就会歪曲政治和文化的本来面目。同时，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现代社会的许多政治运动，与经济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但对于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策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拉克劳和墨菲主张多元的政治运动，即以话语的逻辑将不同的主体链接起来，以此扩展和深化自由民主权力，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策略；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以“对话”与“商谈”为手段，以一种平等、开放、宽容的伦理文化精神为指导，提出了商谈民主策略；詹姆逊则运用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霸权文化，从文化革命的角度去研究政治运动，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提出了“认知测绘”的政治文化革命策略。
多元激进民主既是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目标，又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策略的新规划。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策略在革命主体、斗争方式和革命目标等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具体来讲，多元激进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多元主体的联合，即“人民同盟”，在这个同盟中没有哪个单一主体拥有高于其他主体的特权，工人阶级充其量也不过是“人民同盟”中的一元而已；多元激进民主革命的斗争方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多元民主斗争、是非暴力的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与阶级和阶级利益无关；多元激进民主革命的目标不是为了否定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而是为了扩展和深化自由民主权力。多元激进民主策略旨在联结民主话语，在现存的社会群体中，从可能的力量中构筑“人民”，而不必考虑他们的阶级属性。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已被剥离出去，他们的立场是复杂多样的，但可以通过扩展民主话语把他们联结起来，这样就可以把民主扩展到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之外。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民主是以限定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它还是体现了‘非决定性’的原则，能够被扩展为社会主义民主”。[21]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策略已经过时，多元激进民主是走出社会主义危机的新规划，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新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主体间相互理解给予合理动机的“无统治的、民主的、公正的、和谐的”社会。对他来说，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策略，因此，哈贝马斯把民主问题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民主就是通过商谈——语言的相互理解——构建自由的、无强制的生活世界。这样，哈贝马斯就将其对民主的思考最终定位于商谈民主理论，而商谈民主就成为他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是其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其基本内涵是主张一种程序主义民主，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以此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缺陷。依哈贝马斯之见，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和权威有资格要求统一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规范的认定和维护需要通过商谈来实现。一个人只有通过商谈充分论证了自己要求的正当性，并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符合社会共同规范的，那么这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才能正常进行。因此，任何人在通过商谈形成共识的过程中，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参考他人的要求，这样通过平等的自由商讨与辩论，每个人的利益诉求都可以得到重新理解。“只要关于妥协的谈判是根据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以平等的参加谈判的机会的程序进行的，只要这种谈判允许有平等的机会彼此施加影响，并同时为所有有关的利益创造大致平等的实施机会，就有根据做出这样的假定：所达成的协议是公平的。”[22]商谈民主策略的实质在于通过主体间的商谈对话，通过价值的交换、审视和辩护，接受他者的和自己的要求，达成主体间相互理解，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减少和避免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破坏，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
詹姆逊把社会主义看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对人类的全方位保护，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需要进行社会革命。但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种实践形式，更是一种理论形式，它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所以，詹姆逊主张从文化革命的角度去研究政治运动，提出了“认知测绘”的政治文化革命策略。“认知测绘”（apping）概念来源于心理学，原义是指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于头脑中的某些类似于现场地图的模型。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KevinLynch）在其代表作《城市形象》（TheImageoftheCity）一书中使用了“认知测绘”这一概念。他在书中描绘了在异化了的城市中首先会产生这样一个空间：人们身在其中却不能在脑海中把他们在城市整体中的位置绘制出来，不能为自己定位，不能找到自我，这反映了在巨大的城市空间面前，主体在空间迷失中失去测绘城市空间的能力。因此，人们须要借助“认知测绘”来认识城市周围的环境，进而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詹姆逊由对后现代建筑“空间”的研究推及到一种政治文化革命模式构想。在他那里，“测绘”的对象不是城市，而是社会结构，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的全球的社会总体性。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的全球空间里，人们的主体意识淡薄，历史感淡薄，导致了“集体无意识”状况的出现，人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一切没有了批判精神，失去了理想和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有效的“认知测绘”，我们才能够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构成的真相，从而相应地制定有效的改变社会形态的政治行动策略。“不能对社会进行测绘将损害政治体验，恰如不能对空间测绘就不能得到空间体验一样，所以，这种意义上的认知测绘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3]詹姆逊把“认知测绘”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了“认知测绘”这个概念所蕴涵的政治意义：“在这后现代的空间里，我们必须为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重新界定，继而把进行积极奋斗的能力重新挽回……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测绘’，并以此作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24]“认知测绘”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政治文化，它可以使人们认清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认清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本地、本国以至国际上的阶级关系，激发人们的斗争精神，把个人和集体主体置身于广泛的结构和阶级现实中，以便展开行动和斗争，进而选择一种有别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制度。
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样也是围绕着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规律及社会主义观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的，然而，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他们所要拒斥和解构的宏大叙事，主张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超越马克思主义，因而其社会历史观在展开过程中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后马克思主义以话语、学习机制、生产模式、交往行为、偶然性逻辑、多元激进民主、商谈民主、认知测绘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告别了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否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及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在他们的解构与“超越”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面目全非。
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错误：
第一，瓦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理论。在主体问题上，多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不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那样激烈，阶级的存在方式也非常复杂为由，否定传统的阶级主体，也否定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新社会运动兴起之后，后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否认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由工人阶级替换成“多元主体”。这一做法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事实上，工人阶级仍是当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尽管由于科技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型，在当代西方国家确实出现了各种新阶层、新集团，而且工人阶级也确实在不断分化，但分化并不等于分裂，工人阶级不管如何分化，其受剥削的地位都不会改变，所以工人阶级的统一性不会遭到破坏，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至于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真正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正在逐渐减少，这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关于工人阶级人数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工人阶级做出怎样的界定。然而，不管如何界定工人阶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雇佣劳动者在整个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增长，因而目前靠出卖劳动力挣得工资或薪金以谋生的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构成了绝大多数。如在欧盟内部，目前这个数字超过8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达到了90%以上”。[25]事实证明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事实上，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主体的观点，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力量与利益的不同分析的挑战。因为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革命性因素，比如妇女、学生、黑人等，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构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威胁，因而，新社会运动无法取代阶级斗争，多元主体的形成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后马克思主义否定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拒斥阶级斗争，根源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没有工人运动、没有阶级政治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
第三，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否认历史的可知性，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所制造的一个神话，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世界是由偶然性、不确定性、可能性所支配的，历史的发展不遵守任何内在规律。这实质上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这一表面现象，没有看到历史事件的背后是必然性规律在支配着偶然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这一本质，片面地强调并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人们可以从连续的历史事件发现社会变迁的趋势，但他们认为趋势毕竟不是规律，它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偶然性逻辑彻底背叛了必然性规律；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由于他把社会进化建立在交往理性和学习机制的基础上，因而使得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扬弃变成了摒弃，因而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詹姆逊提出了社会分期理论，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分期问题的文化分期思想，即将文化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为社会分期理论开辟了一个新视角——文化视角。但是，无论如何，将晚期资本主义仅仅定位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层面却是片面的，至少无法完整展现晚期资本主义的全貌。所以詹姆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是值得商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或者曲解，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其目的不仅仅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价值，还在于否定其社会主义观。
综上所述，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虽然抓住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是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后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反而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作了简单化处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脱离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1]［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5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1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同上书，115～119页。
[4]参见周嘉昕：《界限、对抗、行动：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5）。
[5]参见［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1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陈学明：《哈贝马斯怎样看待资本主义》，载《红旗文稿》，2005（8）。
[11]王逢振编：《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3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同上书，314页。
[13]王逢振编：《新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文集》第1卷），3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周凡：《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15]［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9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6]［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7]EroLaewRefletheRevolutionofOurTime，LondonandNewYork：Verso，1990，p。129。
[18]［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9]［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译，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5～7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李黎译，载《哲学译丛》，1992（3）。
[21]［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20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3]EdMichaelHardtandKathiWeeks，JamesonReader，Oxford：Blackwell，2000，p。283。
[24]［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5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5]［英］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姜辉译，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