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
一
不久以前，在成都，因孙次舟先生“闯了一个祸”[2]，久不听见的文学史问题争论战又热闹过一阵。在昆明不大能见到那边的报纸和刊物，所以很少知道那回事的。但孙先生提出的，确乎是个重要问题，它不但属于文学史，也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围，如果不是在战时，我想它定能吸引更广大的，甚而全国性的热烈的注意。然而即使是战时，在适当的角度下，问题还是值得注目的。
孙先生说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为读者的方便，我现在把他的四项论证，叙述如下。
（一）《史记》不可靠。司马迁作《屈原传》，只凭传说，并没有“史源”，所以那里所载的屈原事迹，都不可靠（论证从略）。
（二）战国末年纯文艺家没有地位。孙先生认为文人起于春秋战国间，那时政论家已经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纯文艺家则没有。这情形到战国末年——屈宋时代，还是一样，就是西汉时也还没有多大改变，所以东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见视如倡”，司马相如虽有点政治才能，仍靠辞赋为进身之阶（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监推荐！），甚至连司马迁都叹道“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孙先生又说，经过西汉末扬雄、桓谭、冯衍等的争取，文人的地位，这才渐见提高，到东汉，史书里才出现了《文苑传》。
（三）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分。从《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里，孙先生证明了宋玉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四）《离骚》内证。孙先生发现战国时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他举墨子《尚贤篇》：“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好美者也”，和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等语为证。他说，作为文学弄臣的男性，正属于这类，而屈原即其一例。《离骚》中每以美人自拟，以芳草相比，说“昭质未亏”，说“孰求美而释女”；又好矜夸服饰，这都代表着那一时的风气。《离骚》据孙先生看，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致绝望而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眷恋旧情，依依不舍）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顾惜青春，惟恐色衰）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旁人劝他自动回宫，他依然负气，不肯服软）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自想请人疏通，恐怕也是枉然）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瞮余襟之浪浪。（但知自伤命薄，做出一副女儿相）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焉能忍与此终古！（终以热情难制，决定自杀）
至于篇中所以称述古代的圣主贤臣，孙先生以为，那还是影射怀王对他宠信不终，听信谗言，乃至和他疏远那一连串事实的。“因为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他说，“所以在《离骚》中多有暧昧不清的可作两面解释的辞句”。但他确是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而且“情感浓烈”的人，不像别人，只一意地引导着君王欢乐无度，不顾“皇舆之败绩”，他——屈原，是要让怀王欢乐而不妨国政，以期“及前王之踵武”的。然而他究竟是一个“富有娘儿们气息的文人”。孙先生还申斥道：“‘无能的’把事情闹糟，即使能够知耻的以死谢国人，那也逃不了孔子‘自经于沟渎’是‘匹夫匹妇之谅也’的严正批评的。”总之，他“是文人发展史上一个被时代牺牲了的人物”（因为男色的风习，在古代中国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就“剥夺他那《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
述完了孙先生的话，我还要讲讲关于他如何提出这问题，和我个人如何对它发生兴趣的一些小故事。本年九月间，朱佩弦先生从成都给我一封信，内附孙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作《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从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剪下的。信上说，在本年成都的“诗人节”纪念会上，孙先生提出了这问题，立时当地文艺界为之大哗，接着就向他发动围攻，直到最近，孙先生才开始公开抵抗，那便是这篇文章的来由。佩弦先生还说到他自己同情孙先生的意思。后来他回到昆明，我们见着便谈起这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我和他谈到孙先生类似的意见，他只摇摇头（十几年是一个太长的时间，我想）。这里让我打一个岔。就在本年暑假中，我接到某官方出版机关一封信，约我写一本《屈原传》一类的小书，我婉词谢绝了，读者此刻可以明白我当时的苦衷吧！好了，前几天佩弦先生又给我送来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的附白中，孙先生转录了李长之兄给他通信里这样一段话：“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本来我看到孙先生第一篇文章时，并没有打算对这问题参加讨论，虽则心里也会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过得去呢？如今长之兄既把我的底细揭穿了，而孙先生也那样客气地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样子，假如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这来，我的处境便更尴尬了，我当时想，如果再守口如瓶，岂不成了临阵脱逃吗？于是我便决定动笔了。
然而我虽同情孙先生，却不打算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我是想来冒险作个调人的。老实说，这回的事件并不那样严重，冲突的发生只由于一点误会。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地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我以为，事实诚然有些讨厌，然而不先把意义问个水落石出，便一窠蜂地拥上来要捣毁事实，以图泄愤，这是文艺界朋友们太性急点，至于这时不赶紧宣布意义，让意义去保护事实，却只顾在事实的圈子里招架，也不能不说是孙先生的失策。其实事实讨厌，意义不一定讨厌。话说穿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惟不能被剥夺，说不定更要稳固，到那时，我相信我们的文艺界还要欢迎孙先生所指出的事实，岂只不拒绝它？
三
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在我们的历史上，最下层的离开贵族（奴隶领主）最远的农业奴隶，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业奴隶。在古代自足式的社会里，庶民的衣食器用都不必假手于人，所以在民间，工商是不成其为独立职业的。只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才需要并且能够豢养一群工商奴隶，给他们制造精巧的器具，采办珍奇的货物。商处于市井，是在贵族都邑的城圈内的，工处于官府，简直在贵族家里了。这两种奴隶被解放的时期的先后，便依他们所在地离开贵族的远近而定，但比起农人来，可都晚得多了。
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帖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这其间所包括的人物，依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或以本族人而获罪，降为皂隶，或以异族人而丧师亡国，被俘为奴，或以出国为“质”，不能返国，而沦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隶的子孙世袭为奴隶的。若就男性来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文学弄臣”在内），身分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乎是时代的牺牲者，当别的奴隶阶层（农、工、商）早已获得解放，他们这群狐狸、兔子、鹦鹉、山鸡和金鱼，却还在金丝笼和玻璃缸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一来是主人需要他们的姿色和聪明，舍不下他们，二来是他们也需要主人的饲养和鉴赏，不愿也不能舍弃主人。他们不幸和主人太帖近了，主人的恩泽淹灭了他们的记忆，他们失去自由太久了，便也失去了对自由的欲望。他们是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被时代玉成了。玲珑细致的职业，加以悠闲的岁月，深厚的传统，给他们的天才以最理想的发育机会，于是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便培养出文学艺术的花朵来了。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长成的。
四
更重要的是奴隶制度不仅产生了文学艺术，还产生了“人”。本来上帝没有创造过主人和奴隶，他只创造了“人”，在血液中，屈原和怀王尤其没有两样（他们同姓），只是人为的制度，把他们安排成那可耻的关系。可是这里“人定”并没有“胜天”，反之，倒是人的罪孽助成了天的意志。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也看见了“人”的尊严。先天的屈原不是一个奴隶，后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之不能完全不是一个奴隶，我们应该同情（那是时代束缚了他）。他之能不完全是一个奴隶，我们尤其应该钦佩（那是他在挣脱时代的束缚）。要了解屈原的人格，最好比较比较《离骚》和《九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