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阳明小传——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
生活在“习惯”这个粘性隧道中的人们，举烛擎灯，也不过弄出点萤火寸光来。只有从隧道中爬出来才能到达“天光大开”的境界。这个由传统造就的隧道有地心一样的吸引力，想主动爬出来者少，被打出来的多。
公元1506年，著名荒唐皇帝朱厚照（正德）登大宝成为这个泱泱大国的圣上，不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拥有不容置疑的“英明”，即便他刚刚十五岁，却已荒**得登峰造极了。他自然没有兴趣主持国家日常工作，说了算的是大太监刘瑾。言官要批评他们，他们便说言官在侮蔑皇帝，而犯上是要坐班房、杀头的！这里面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谁有权谁有理。当然若倒过来：有理才能有权，则正德当不了皇帝，刘瑾也当不了秉国太监。自然皇帝是奉天承运的，太监做皇帝的法人代理又是惯例。于是，留都南京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二十余人因上意见书而忤旨，刘瑾派锦衣卫将他们全伙拿下，打入囚车，押解入京。三十五岁的王守仁，为使“吾皇万岁万万岁”，上了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作为一个兵部武选清吏司的主事，此举纯属多余，这且不说，要命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权奸正日炙中天，他偏要权奸去位，这不是灯蛾扑火吗？这个问题跟“科学家要不要救火”一样，从事情的效果看，显然是犯傻；但从伦理原则上说，不去救便泯灭了良知良能。王守仁若不是挺身而出的那种人，便不可能开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英雄豪杰的“阳明学”了。
王守仁自知“承乏下僚”，越职言事，犯有僭言罪，但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说自己看见圣上号召“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才为了“章圣德”而来逆拂龙麟的。他虔诚地希望这位生于深宫、长于妇人的皇帝能够明白头脑与耳目手足的关系，君作为“元首”不应该使耳目壅塞使手足痿痹。戴铣等拿着“提意见”的薪水，“以言为责”，即使说错了，也不该“拿办”，这样才能开“忠谠之路”。现在倒好，大小臣子都认为拿办他们是不合适的，但没人敢跟陛下说，他们并非没有忧国爱君之心，只是怕重蹈戴铣们的覆辙，不但于国事无补，反而增添陛下之“过举”。而且从此以后，虽有危及国家的事情，也没人敢跟陛下讲了。所以，请陛下“追收前旨”，“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
王守仁理所当然地重蹈了戴铣他们的覆辙，勃然大怒的不是王守仁，而是刘瑾。刘瑾正要给大小臣子立规矩呢。他以皇帝的名义将王守仁打入“皇家监狱”（诏狱），又以皇帝的名义廷杖王守仁四十大板（一说五十）。所谓廷杖就是在朝廷上当着百官的面打屁股。这种“制度”始于唐玄宗，但不是常制，明太祖朱元璋将它变成了家常便饭，成化皇帝以前，还不脱衣裤，“用厚绵底衣，重毡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脱了裤子打，是从刘瑾开始，王守仁赶上了头一拨儿。不幸而幸的是王守仁没有被打死，只被打得昏死过去。打得他灵魂出窍，也把他打出了那条粘性隧道。也因为他正想爬出隧道了，只是心力不够，需要助力，正好来了场苦其心志、打其筋骨的磨难，动心忍性，既见功夫又长功夫，带来了所谓王学形成之“三变”的第三变。第一变是由“泛滥于词章之学”到遍读朱熹之书，这使他二十八岁那年考了个二甲第七名进士，也取得了可能挨这场板子的资格。第二变则是“出入于佛老”，他想在佛教和道教中寻找生命的“根”，三十一岁那一年告病回余姚老家，建了一个阳明洞，练习导引术，久之觉得“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第二年又重返官场，希望有所作为。三十四岁那一年，他与心学大师陈白沙的高足湛甘泉（若水）成了知音，刚订了共同倡明圣学的条约，就发生了这场入诏狱、受廷杖的事件，这对于他不啻猛击一掌，把他打到了成凡成圣的紧要关头。
一、圣人必可学而至
给阳明作行状、年谱的都是他的门生，故有“神化”的倾向。说阳明在母腹中待了十四个月才诞生，那是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这倒也罢了，还有他奶奶岑氏梦见天神抱一赤子乘云而来，在鼓乐奏鸣曲中将赤子交给岑氏，岑氏醒而阳明生，遂起名叫“云”。“云”在古汉语中有“说”的意思，而阳明到了六岁还不会说话，一个和尚摩挲着他的头顶说：“有此宁馨儿，却叫坏了。”阳明的祖父王天叙（竹轩先生）恍然大悟，遂改“云”为“守仁”。而一成了“守仁”，他便立即会说话，还能背诵他爷爷读过的书，众人惊讶不已，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在心了。”
但王阳明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少年，他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听话的“好孩子”。他父亲王华（龙山先生）常为此发愁，亏得他爷爷王天叙非常欣赏理解这个不同凡俗的孙子，他又主要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斫伤，且受到了良好的开放式教育。流氓皇帝可以一世暴发而成功，大贤人却非“孕育”不成，常说的“彬彬三代”才称得上世家，指的就是“精神贵族”的养成非一世之力。环境、教育对一个人早期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遗传也绝对是性格的大成因。遗传是“看不见的手”，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并不能被岁月或风雨琢蚀。王阳明身上的过人之处都有遗传的因素。当然也没必要追溯到那位从琅琊搬到山阴的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那里去，尽管羲之的确是他的远祖，而且在汉代王家是江左望族。就说淡泊于名利这一条吧，这是他们的“传家宝”。他的五世祖王彦达“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薄，遂“终身不仕”，并立下“家训”，其子王与准（遁石翁）遵守父训，为逃避官府举荐逃至山中，公人追至山中，王竟堕崖伤足，最后不得不让儿子王世杰出去当了个廪生。世杰（槐里子）淡泊至极，潜心学术，“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
世杰的儿子便是一手带大王阳明的竹轩先生。竹轩先生是陶渊明一流人物，视纷华势力如白水，唯酷爱竹子，房前屋后到处种着竹子，啸咏其间。因父祖淡泊，环睹萧然，只有大量的藏书，于书无所不读。他终身不仕，非常喜欢弹琴，每逢月白风清之际，就焚香弹奏几曲，弹罢，便歌咏诗词，还让子弟们一起吟唱，小阳明自然混入其中，无形中接受美育。这是孔子赞赏的“吾与点也”的气象，竹轩翁的父亲就是把“曾点意思”当作人生准则的。这种“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衷”的家风，对王阳明的熏陶似乎可以概括为两大端：一是活泼，二是豁达。
小阳明跟爷爷在老家余姚长到十岁。余姚属于古代越国，民风以强悍著称。竹轩先生就既有和乐、蔼然可掬的一面，又有规范严肃、凛然不可犯的另一面。阳明一生也兼有这两个特点。十岁的时候，他父亲龙山先生考中了成化年间辛丑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迎父亲进京。阳明十一岁跟着爷爷进京，路过金山寺，竹轩先生与客人喝着来了兴致，想作首诗，小阳明在旁开口吟道：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前两句充满剑气，后两句箫音依依。客人惊异，让他再作一首吟蔽月山房的，小阳明又脱口而出：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于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已有点“心大则天下小”的心学味道了。
十二岁的王阳明在京城入塾上学，自然带有越人的野气，又是在竹轩翁的开放式教育中度过童年的，所以显得豪迈不羁。状元公觉得不对劲，生怕自己这个长子不能更上层楼，也怕他发展成个不守规矩的人。竹轩翁心中有数，踏实得很，他凭直觉就认为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相信相面先生美妙的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一等功名。”
像许多少年人一样，阳明崇拜侠客，曾出游居庸三关。下关、中关、上关各相距十五里，出上关北门又十五里为八达岭。皆依山起势，从八达岭仰视下关，如同窥井，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居庸关真京城之北向之咽喉。阴明骑马逶迤而上，自入下关，便两山相凑，仅有河边小道，路遇鞑靼人也骑着马大大咧咧地走来。阳明好斗的天性加上民族间的仇恨，更有一试自己能力、圆自己侠客梦的冲动，遂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过去，连喊带射，鞑靼人猝不及防，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何依仗，再加山近有回音奏响，遂仓皇逃窜，跑出一箭路，回头一看，原来也就是个孩子而已。
这时京畿地区有石英、王勇起义，关中地区有石和尚、刘千斤起义，王阳明虽年仅十五岁，便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他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什么，治安弭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心性学问，再来建功立业吧。”
此前，他与诸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一位相面先生追着给他看相，说这种相貌太难得一见了。他让王阳明将来要记住他说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王阳明非常相信这个说法，从此以后每捧起圣贤书，便静坐凝思，期望与圣贤神遇心契。
他问老师：“什么是第一等正经事？”
老师说：“就是读书登第，像令尊那样成为状元。”
阳明说：“登第恐怕不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吧。”
他那位状元老子听说后哈哈大笑：“你想做圣贤啊！”他从父亲的笑声中滋生了困惑：我能成为圣贤吗？怎样做才能成为圣贤？
带着这个深深的拷问和年轻人易有的热切和摇摆，王阳明十七岁这一年告别了京城，回到了余姚老家。老家，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亲爱的母亲。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他在京惊闻噩耗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后才直觉到母亲真的不在人间！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什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式的思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之理学、郑玄之经学也大不相同。这个契机，奠定了王阳明冲出汉学、宋学樊篱的基点：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他太情意痴迷了，新婚合卺之日，他闲行入一道观（南昌的铁柱宫），听道士讲养生之说，竟相与对坐，忘了他那洞房花烛夜！他本是从老家到南昌亲迎夫人诸氏的，却居然来了这么一出。
他领着妻子回老家时，路过广信，慕名前去拜谒了大儒娄一斋（谅），娄一斋给他讲了朱熹的格物之学，并告诉他一个至为紧要的道理：“圣人必可学而至！”年轻人只要立大志，学做圣人，就有可能向圣贤归拢，这叫作“道不远人”。这与王阳明内心中那朦胧而强悍的“第一等事”的心念发生了强烈的共振，坚定了他学做圣人的决心。
学分两路，一是“知识”，他搜取诸经子史，经常读到深夜。尽管他后来反对增长“见闻之知”，其实他在这方面是下过相当功夫的，就像鲁迅告诉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而他本人差不多比谁都读得多。这种知识学基础是人能豁然贯通（悟道）的必要条件，就是“天纵之圣”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当时一流的文献专家），更何况学为圣人的莘莘学子呢。王阳明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也使他在八股举业方面突飞猛进，令他弟弟、妹婿们大为叹服，他们后来终于明白了：大哥已游心举业之外，所以我辈不及！
二是“修养”。王阳明本是个爱开玩笑、滑稽幽默的人，突然变得严谨起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每说一句都深思熟虑，他的弟弟、妹婿们觉得奇怪，王阳明郑重地跟他们说：“我过去太随便了，失之于放逸，以后将收心内视，知过必改。”
学做圣人的历程是艰难的，但对于真诚的人来说，越是艰难越生动。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中了举人，就住在京城。龙山先生的官署中多竹（这种爱好，来自竹轩先生），王阳明就以竹为对象来体验格物致知的道理，他太认真、太投入了，没有体悟出格物之理反而得了一场病。这对他是个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像贾宝玉看见有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一样，王阳明此刻认定“圣贤有分”，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
动摇了自信也就动摇了信仰，当圣贤没份就争取俗世的荣华吧，他遂与世俯仰，潜心于考八股的辞章之学。然而，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会试中下第了。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你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本有的名士气因为放弃了当圣贤的自律要求，遂故态复萌，拿起笔来就写，一挥而就，诸位大老异口同声地说：“天才！天才！”然而都在心中核计：“这个人若取上第必然会瞧不起我了。”来科会试，王阳明果然被忌者踹了一脚，又落榜了。别人落榜后感到羞愧，王阳明却说：“人们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又是圣贤口气了。
当时，边患仍频，朝廷访求将才甚急，王阳明跃跃欲试，凡兵家秘籍，莫不精究。他认为朝廷武举制度仅选拔骑射搏击之士，网罗张飞式人才而已，而不能选拔出有韬略的统帅，收获不了诸葛亮式的人才。他本人则留情武事，每遇宾宴，就将果核列阵以为戏。他本人也不知道，这方面的积累，日后竟大有用场，使他成为儒学史上罕见的能够立下赫赫军功的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