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的生产，正如任何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是由社会的需求来调节的。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从而使人的生产的步伐大大减缓；反之，则会导致人的生产的步伐的加快和人口的增加。
三是精神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1]
在这里，马克思既使用了“精神生产”的概念，也使用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达，可以说，“思想、观念、意识”属于主观精神的范围，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知。所以马克思说：“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12]而“精神”实际上指的就是客观精神，即“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要言之，在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话语中，“思想、观念、意识”主要是主观性的，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而“精神”则主要是客观性的，已经为人们所普遍地接受。我们不妨把“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看作“精神生产”的准备，而把“精神生产”看作“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的提升和完成。因此，“精神生产”在内容上可以涵盖“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也可以涵盖马克思在其他场合下使用的“艺术生产”的含义。不用说，精神生产也是马克思全面生产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四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指出：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13]
正如马克思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社会关系的生产最初表现在家庭中，随着需要的发展和地域性的、血族关系的打破，它开始更多地表现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在马克思的全面生产中，社会关系的生产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综上所述，四种不同种类的生产相互渗透、相互关联，构成了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全面生产的结构分析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生产中，上述四种生产究竟是以何种结构关系共存共处的？我们发现，这一结构关系展现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基础层面、最高层面和中介层面。
所谓“基础层面”，是由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构成的。如果说，物质生产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存在的根本性前提，那么，人的生产则是人类种族繁衍的根本性前提，从而也是家庭、社会、国家以历史的方式不断向前延伸的根本性前提。要言之，这两种生产，尤其是物质生产乃是全面生产中最根本的生产形式。
这两种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可以称为“生活的生产”，而按照晚年恩格斯的看法，则可以称为“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上，这两种生产中究竟哪一种生产发挥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存在着某种差异。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越往前追溯，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的生产所起的作用就越大，从而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的程度上受到血族关系的支配，而随着私有制、交换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物质生产的作用就越来越大，血族关系的主导地位则渐渐地被社会关系所取代。而当马克思谈到物质生产时则指出：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4]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作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使在初民社会中，比起人的生产来，也处在更为基础性的位置上。事实上，恩格斯所说的血族关系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社会制度中之所以能起支配性的作用，归根到底也要用当时的物质生产的落后状态来加以说明。
所谓“最高层面”，也就是精神生产的层面。之所以说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居于最高的层面上，不仅因为精神生产从属于“整个思想上层建筑”[15]，而且在全面生产的整个结构中，它一般地处于被奠基的位置上。然而，以青年黑格尔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则力图把精神、精神生产和精神发展理解为某种独立自足的，甚至是奠基性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观念，强调精神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16]马克思还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引申出如下的结论：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7]
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一般说来，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处于被奠基的、最高的层面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把精神和精神生产理解为由物质生产分泌出来的、消极的存在物。马克思也十分重视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众所周知，在叙述精神生产中的艺术生产时，马克思就提到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18]
所谓“中介层面”，也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的层面。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的生产介于生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生产与生活的生产，特别是其中的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联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写道：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9]
显而易见，社会关系的生产与物质生产同样具有始源性。也就是说，既不存在着无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也不存在着无一定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涉及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下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也存在着本质性的联系。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关于个人的欲望取决于意识或善良意志的错误观点时指出：
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20]
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人们的意识乃至整个精神生产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还反映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独特的理解中。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既然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社会关系的生产就必定会给一切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活动打上自己的烙印。
总之，无限丰富的人类现实生活使上述四种生产处于活跃的互动关系中，而我们上面对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分析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出发的。当我们从一般理论下降到对任何具体对象的考察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四、对马克思哲学的新阐释
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不但为我们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这种重新阐释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马克思哲学也就是全面生产理论。以往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都是以马克思的狭义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理论作为出发点的。由于这种阐释方式割裂了物质生产与其他三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有机联系，通常会导致以下两个结果：
一是“经济决定论”。由于物质生产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内得到阐释的，因而在强调它的基础性作用时极易导致“经济决定论”的发生。恩格斯在逝世前已经意识到这种倾向的危害性，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2]
恩格斯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法律、哲学、政治理论，宗教观念等，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必须认真地考察一切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3]恩格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他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的理解是片面的，即至多停留在“生活的生产”，即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的层面上，忽略了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他仍然没有有效地从理论上阻止以后的阐释者继续掉进“经济决定论”的窠臼。
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由于物质生产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人的生产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所以，只要人们停留在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狭义的、片面的理解上，就必定会把他的哲学的基础部分理解为以自然为对象的理论，这正是以自然作为自己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应运而生的一个原因。然后，人们再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推广出以社会作为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不仅使马克思哲学二元化了，而且磨平了它与一般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别。有人也许会申辩说：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因为辩证法已经融入唯物主义中去了。但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以抽象的物质作为自己的基础的，只要它不更换这个基础，即使给它穿上辩证法的外套也是无济于事的。
必须指出，造成这种阐释结果的决定性原因之一乃是对与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同步的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的忽视。举例来说，当人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认识论部分讨论人的认识机制时，如果人的精神生产，特别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的维度是缺席的，那么认识机制，甚至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本质就完全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把握。马克思曾经说过：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24]
所以，认识论的研究如果脱离先行地制约着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社会关系，它就是一个空洞的、无意义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