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马克思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商品拜物教，从而扫清了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后的思想障碍。众所周知，哲学家们总是满足于谈论“抽象物质”，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形式中，抽象物质的具体样态乃是堆积如山的商品，而“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4]作为异化的典型表现形式的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是以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宗旨绝不是侈谈什么“世界统一于物质”，而是要揭露隐藏在物质的具体样态——商品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换言之，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不管人们写出多少本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教科书，只要它们撇开马克思对异化，尤其是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而热衷于以抽象的方式谈论“世界的物质性”，那么它们至多只能达到霍尔巴赫式的传统唯物主义的水平，而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没有抛弃异化（包括拜物教）概念，相反，正是依靠这一概念，其理论的完整性和批判性才得到充分的彰显。
总体来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完全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道德评价采取了完全否弃的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马克思虽然抛弃了“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但他并没有抛弃道德评价这一维度，而是对它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一是把布尔乔亚式的、多愁善感的道德立场转换为无产阶级的道德立场；二是把道德评价置于历史评价的基础上。比如，马克思在叙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经指出：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5]
毋庸讳言，在这段话里包含着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道德谴责和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褒扬，但人们不应该把这段话理解为马克思对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关系的割裂与对立，似乎马克思以一种反历史的态度肯定了古代社会的合理性和道德上的高尚性。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道德评价完全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的，而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评价，“现代世界”不但优于“古代”社会，而且必定会取其而代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36]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时，马克思也发出了强烈的道德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7]这就启示我们，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是统一的，但这个统一的前提是把历史评价置于首位。
五
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异化概念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8]
然而，我们发现，不少研究者仍然坚持下面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完全抛弃了异化理论。他们的主要论据如下：
一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异化概念时曾经说过，施蒂纳“只是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这就是说，他的任务不是从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中来描绘现实的个人，他的做法又是：用关于异化、异物、圣物的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纯经验关系的发展”。[39]人们常常抓住马克思的这句话“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推断马克思以后放弃了异化概念。显然，这样的推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从这句话的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批评的是施蒂纳不谈“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而只满足于搬弄异化这个抽象术语的错误倾向。事实上，马克思在以后的论著中并没有停止使用异化概念。
二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评德国著作家时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在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文原文下面添上了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40]
在这段话中，虽然马克思指责“人性的异化”是“哲学胡说”，但这并不表明他将放弃作为严肃的哲学理论的异化概念。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只是某些德国著作家对异化概念的滥用。
三是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时，没有提到异化。人们因而推断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异化概念。显然，这样的推断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出版前后撰写的一系列文本，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中均使用了异化概念。
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异化概念伴随着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思考，但为什么在有些著作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异化概念，而在另一些著作中又很少使用，甚至完全不用这一概念呢？其实，人们只要改变一下考察问题的角度，上述现象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虽然马克思从未停止过对异化概念的使用，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异化是一个普通人不易理解的晦涩的哲学术语，所以他在运用这个概念时，常常区分两种不同的文本：一种是“内部研究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看的。在这样的文本中，马克思总是大量地使用异化概念；另一种是“公开出版的、论战性的文本”。在这样的文本中，马克思通常很少使用异化概念。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一方面，为了便于缺乏哲学基础的普通读者理解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当然要尽量少用异化这样的专业的哲学术语；另一方面，当时的德国著作家特别喜欢滥用异化概念，在与这样的著作家进行论战时，马克思为了表明自己和论战对象的区别，也会尽量少用异化概念。但这种叙述方法上的差异绝不能成为那种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异化概念的错误观念的依据。相反，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注意到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在后一类文本中，虽然马克思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异化概念，但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含义却到处喷涌出来。[41]这就启示我们，重要的是把握问题的实质，而不是作表面文章。
第二，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中的“视角转换”（transformatioive）与阿尔都塞在描述马克思思想发展时提出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break）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这一差别的具体表现形式是：首先，阿尔都塞研究的是整个马克思思想的演化史，而本章研究的则是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史。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部分重叠的关系，但着眼点毕竟是不同的。其次，“认识论断裂”这样的概念蕴含着一个前设，即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尖锐地对立起来。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处在意识形态（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框架中，而“认识论断裂”后的马克思则确立了自己理论（科学的世界观）的问题框架。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方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既未抛弃异化概念，也未抛弃人道主义的精神。在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总体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青年时期的、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转向成熟时期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与此相应的是，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视角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从“道德评价优先”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显然，与“认识论断裂”的简单化的说法比较起来，“视角转换”的见解更为合理，因为它既揭示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又阐明了这两个时期的内在联系。最后，阿尔都塞把“断裂”时期的著作确定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定为“断裂的前岸”。[42]笔者认为，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史上，“视角转换”时期应该是比较长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必须完成两项工作：一是在总体思路上批判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学说，抛弃“道德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比如，马克思写于1847年10月底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的直接批判对象虽然是卡尔·海因岑，但实际上也是对自己青年时期的“道德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的进一步清算；二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出发点，对原先关于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念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并确立相应的“历史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把从《神圣家族》的写作到《共产党宣言》的问世这一时期都称为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视角转换”时期。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异化和其他一切社会现象时，既坚持历史评价优先，又兼顾道德评价的维度。
如果说，“历史评价优先”和“道德评价优先”这两个理论视角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那么，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这两个维度却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前者不能取代后者，后者也不能取代前者。我们发现，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道德评价不仅是优先的，而且是占绝对优势的，我们不妨称它为“强评价”。虽然青年马克思偶尔也会诉诸历史评价，但归根到底，这种评价方式处在边缘化的、弱势的状态中，我们不妨称它为“弱评价”。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视角转换”阶段中，随着马克思总体思路的改变，道德评价失去了自己优先的、强势的地位，渐渐转变为“弱评价”；与此相反，历史评价的地位不断地上升，一旦“历史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确立起来了，历史评价就成了“强评价”。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历史评价的优先性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贯彻，但马克思并没有放弃道德评价，他使道德评价在应顺历史评价的客观诉求的平台上得以展开，从而消除了以往道德评价中常见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绪，使它获得了真正的现实性。
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研究中，“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一直占据着支配性的位置，人们习惯于对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倾泻出高尚的道德义愤和道德谴责，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评价维度的缺席或边缘化，他们始终看不到异化作为历史现象的客观必然性及它本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没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普遍异化和物化，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无从产生，而以这样的自由个性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无由降临。当然，共产主义要通过废除私有制的途径来扬弃异化，但总得先有异化才有可能扬弃异化。所以，重要的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并理解异化这一客观的历史现象，抽象的、高尚的道德义愤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发现，人们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理解始终停留在青年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理解的水平上，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异化概念本身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发展中完成的、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只有当人们真正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入地研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从而使自己的视角转到“历史评价优先”的立场上来时，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本真含义才会向他们敞开。
[1]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波兰学者亚当·沙夫的一句名言：“如果异化已经成为时尚的东西，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尚本身得到了充分的解释。”SeeA。Schaff，AlienationasASoenamonPress1980，p。1。
[2]美国学者D。贝尔在《关于异化的辩论》一文中甚至认为：“作为那些从马克思主义森林中走出来的人们的朝山进香的一个阶段，异化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探索，它是虚假的。如果异化的概念要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必须不靠马克思的拐杖而能够自己站立起来。”参见陆梅林等编：《异化问题》下，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3]个别学者，如薛德震先生在其论文《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中曾经独具慧眼地指出：“马克思作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他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不只是停留于发泄道德学上的义愤，而是进而揭示了这种物化和异化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是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个人之间自发的必然的联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可惜的是，薛德震先生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思考下去，并提出一种系统的想法来纠正人们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根本性误解。
[5]甚至像奥古斯特·科尔纽这样的学者也认为：“由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刻分析的结果，异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越来越坚决地被实践这一基本概念所排挤和代替。”（参见[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2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毋庸讳言，科尔纽之所以得出这一错误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觉察出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也没有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包括“拜物教”的理论）做出深刻的反思。而在这方面，卢卡奇的理论敏感性则远远地超越了他。
[6]美国学者奥尔曼认为：“我倾向于这样的见解，即马克思并没有一个伦理理论。”SeeB。Ollmaion，Marx'saninCapitalistSociety（sededitieUyPress1976，p。44。当然，退一万步说，即使马克思没有其独立的伦理理论，也并不妨碍他从伦理学维度出发进行思考和评价。事实上，正因为奥尔曼没有区分出马克思异化概念中存在的两个不同的视角，所以他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观念》一书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新见解。
[7]有的学者，如胡福明先生在《“异化劳动”理论初探》一文中指出：“分清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思想与《资本论》中异化概念的不同性质，是很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这一见解无疑是重要的，但由于胡福明先生未意识到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中存在的这一“视角转换”，所以他的上述见解并没有引申出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3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65—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