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但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不用说单个的无产者）所天然固有的。相反，无产阶级虽是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的主体。但是它决不是像康德所说的那种认识的主体，在康德那里“主体”永远不可能成为客体。它决不是这一过程的无所谓的旁观者。无产阶级不单纯是这一总体的行动的和受苦的部分，而且它的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同它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和发展只是同一实际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不仅这一阶级是在由直接的失望所引起的自发的、不自觉的行动（捣毁机器可作为这方面的最初例子）中产生，然后通过不断的社会斗争逐渐达到“形成阶级”的地步，而且它关于社会现实、关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以及唯物史观也都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充分地和如实地了解了这一过程。
从这种观点看，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因为最终目标不是在某处等待着离开运动和通向运动的道路的无产阶级的“未来国家”。它不是在日常斗争的紧张中能愉快地被忘怀，只有在与日常操劳呈鲜明对照的星期日布道时才能被记起的情况。它也不是用来规范“现实”过程的一种“义务”、“观念”。应当说最终目标是与总体（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它的革命意义。每一个朴实的平凡的环节都有这种关系，不过只有意识才能把它变成为现实的东西，因而只有用说明它和总体的关系的办法才能使日常斗争具有现实性。这样它就能把单纯的事实，单纯的存在提高为现实。我们也不应忘记，一切想把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或“本质”从与（资本主义的）存在的一切不纯接触中挽救出来的企图，最后总导致跟修正主义一样远离现实，远离“具体的、批判的活动”，重陷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空想的二重性中。[33]
任何这种二重性理解的实际危险表现为对行动失去指导。一旦放弃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一再达到的现实的基础，一旦决定坚持**裸经验的、“自然的”存在基础，就会在行动的主体与展开行动的“事实”背景之间造成一条鸿沟，使它们像不可调和的严格的原则那样彼此对立。那时将不可能把主观的愿望或决定强加于客观的事实或在事实本身中找出行动的指针。要“事实”完全正确无误地赞成或反对一定的行动方针，这种情况过去未存在过，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存在。愈认真地对事实进行考察（单独地、直接地考察），它们就愈不那么明确地指向某一个方向。不言而喻，纯主观的决定将被“按照规律”自动行动的未被理解的事实的压力所粉碎。所以正是在行动问题上，看来辩证法是能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无产阶级及其发展的某一点上的自我认识，无论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同时就是对整个社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只要事实是从它们连贯一致的现实性来理解，从各部分环节与它们在整体中固有的、尚未判明的根源的关系来理解，事实看来就毫不足奇了：我们就能看到那些趋向现实的中心、趋向我们惯常称为最终目标的倾向。这种最终目标不是与过程相对立的抽象的理想，而是真实性和现实性的一个环节，它的所达到的每一阶段的具体含义和这个具体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理解它就是认识趋向总体的倾向（不自觉地）所持的方向，就是了解为了全过程即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而具体决定某个时候的正确行动方针的方向。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1]选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同上书，418页。
[5]同上书，46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可惜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4—7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1—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但是应当记住“科学的精确性”要以各种因素始终“不变”为前提。这一方法论要求早已为伽利略所指出。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32—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存在（分为假象、现象和本质）与现实的区别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过可惜在这里不可能讨论《资本论》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按这种区别构成的。同样，表象和概念的区别也来源于黑格尔。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同上书，738页。“反思联系”这一概念也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我们想提醒对方法论问题有更大兴趣的读者，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整体同部分的关系问题也构成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还必须指出，那里也谈到的内在同外在的关系问题同样与总体问题有关。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49—7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9]库诺夫的特别巧妙的机会主义表现在：尽管他熟谙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用“总合”（Summe）来代替整体的概念（Gesamtheit，Totalit?t），从而取消了一切辩证的关系。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8、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6]库诺夫企图正好在马克思彻底克服黑格尔的地方，用从康德眼光看的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是不足为奇的。他以黑格尔的作为“永恒价值”的国家来对抗马克思的纯历史的国家观。马克思的“错误”，即国家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观点，只是“历史的事物”，“它们并不决定国家的本质、规定和目标”。在库诺夫看来，马克思在这方面不如黑格尔，因为马克思“考虑问题是从政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学家的立场出发”。显然，机会主义者从不把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一切努力放在眼里。如果他们不回到庸俗唯物主义或康德去，他们就用黑格尔国家哲学中的反动成分来消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辩证法，以使资产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中永世长存。
[27]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他清楚地看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是它的基本方法问题。但是他没有看到藏在经济下面的物质现实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它仍然是“任性的混沌”，认为它的规律“与太阳系的规律相似”。
[28]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353、3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3]关于这点，参看季诺维也夫与盖得的论战以及他对施图加特之战的态度。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