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特征反映了社会变化，但人并未获得自己的平静。社会必须不断地变换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目前急剧壮大的技术力量正在我们的社会里促进社会阶级、性别和少数人的平等，面对这股力量，较不发达的人们正从外部奋起反抗并借助于多少有点残酷的独裁者来推行各种更加灵验的机构。过去，上流社会的文化总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如今，它却不得不处处使自己适应大众社会的要求，而大众社会正由发达的工业社会向世界各地扩展。机器迫使自我证明的过程采用包含着牺牲、过激反应甚至是毁灭的危险的非理性形式。由于激发了其原则的原因，有些国家的过剩，如果不是被交付给毁灭性武器，那也至少是被用于促进消费——无异于幻想的、不是满足实际需要的消费。但是，即便是在这些国家，尽管各方面有了改善，尽管有无法想象的财富，残酷的生存斗争、重重困难和焦虑不安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文化衰退的隐秘原因：人们不能运用他们胜过自然的能力来合理地对待地球，他们必须受制于环境的力量和不可逃脱的操纵，屈从于盲目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个人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全部娱乐和教育机构，包括人类的学习，成为无意义活动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在寻找意义的原因。整体已失去其指导意义，在无穷的运动中，它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服务于自身。撇开其表象不谈，即便是今天的周期性通货膨胀也不是军费开支的结果甚至不是大众分担社会产品增加的结果，而是维持权力机构的结果。错误不在机器。作为科学和启蒙的冲动和结果，机器曾是资产阶级上升的一个因素，并且指向合理的人类状态。机器确实给生产力和破坏力、社会的解放和社会的毁灭带来了新的手段。但机器鄙视对机器进行浪漫批评的人，也鄙视为现状大唱赞歌的人。当然，唱赞歌的人几个世纪以前曾极力谴责实验，斥之为魔鬼的艺术，而今他们作为现实主义者却极力为机器辩护，反对“文化批判的神话”。根据文化批判神话的观点，机器终将奴役人。[21]当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只能增加物质和精神的不幸，通过机器，这种不幸不仅能被减少而且能被遏止。人的力量越大，事物的现存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和环境之间的张力也就越大。
持续的社会非理性状态与我们的知识状态日益水火不容。人们在自己所保留的模糊的总体面前的孤立无援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广为谈论的“存在的”焦虑与我们内在的空虚同出一源：生活曾一度被视为是逃离地狱的飞行和越过星星奔向天堂的旅行，如今生活却渐渐地消失于现代社会机构里，除了它所生产的剩余物品之外，没有人知道机构是服务于人类的提升还是堕落。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里，贫穷和忧虑的持续存在、沮丧恐惧和凄惨晚年、残酷的监狱环境和救济院等，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进步与非理性的结合。为了避免意识到即便是社会的最内在特征也取决于外在环境这一点，人们不得不分担控制着先进技术的丰富资源标准的那些人的盲目性。康德在他那个时代就已注意到道德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要成为一个好的凡人要比成为一个好的王子付出更大的代价。只要前者不是特别的坏，他就算是好的。”[22]相应地，我们可以补充说，如果一位靠福利救济生活的人想要保持道德和精神健康的话，或者如他们所说“面向世界”的话，那他就需要有双倍于一个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的力量。金钱就是天堂。
欧洲之所以回归到更为原始的状态，原因就在于人们不愿意大力支持不服务于机器的想法。在一个充分就业和价格周期性通货膨胀的时代，节俭税钱成了人们使文化费用低于工业利润如此之多的借口，以致出于实用的目的，任何不与经济和军事直接联系的机构（不管是大学和医院还是监狱），都只配有谦卑的存在。那里有改善一切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智力因素，但这时人们的头脑和心灵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舆论媒介——不管是拙劣的电影还是人类科学——给现实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因此，无忧无虑的富翁和奔波劳累的普通人都意识不到他们的生活之间那难以想象的鸿沟。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改善，大人物总是生活在他可能会有点不够富有的恐惧中，当他想到收入比他还低的人时，他则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跌落到社会下层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存在。社会所提供的各种**紧紧地扣住了每个人的心弦。
归根结底，人类学家的思维集中于力量和权力，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有堕落成自然的历史的危险。人是贪婪的类，比任何先前被捕食的猛兽更残酷；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得靠自然来供养，所以他得以自然的其他为代价来保存自己。暴力是能够形成和保存人类共同体的唯一原则。一位现代人类学家说道，历史表明，对任何人而言，生命的基本意义只是保存人类共同体。这些自然主义人类学家认为他们自己谨慎地活动在经验领域并坚持分析人人可以理解、人人可以证实的事实或事件。他们无意中把各种事实，特别是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人，提升为标准，大肆宣讲毫无刺激的社会所趋的残酷暴行。
人们禁止哲学乞援于这种药方。另外，每当哲学试图限定现实时，它都不能如人们肯定设想的那样公正地评判现实。只有通过谴责使这种解决方法成为可能的环境，哲学才能承认自己与积极的解决方法的关系。哲学与实证主义人类学具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迄今为止，人与人的战争一直是这个类的特征。但是，在哲学反映历史进程的范围内，哲学就如同神学一样必须坚持该进程的否定方面极其恐怖和非正义。哲学表现了人们在社会、经济和技术面前的软弱无力，但哲学不会得出如下结论：更大程度的屈服就是解决办法。哲学不可能规定人们将如何逃脱社会现状之迷人的循环；它只能试图给这种迷人的魅力命名。没有什么能够告诉人们该如何举措以阻止人类的枯萎。认为我们能阻止技术、家庭生活和一切人类关系的危险发展的看法是极其愚蠢的；由于发展过程早期听具有的缺陷，它们已成为现实，它们自发地具有解放人和束缚人的力量。不过，也许精确地把握错误能使正确而有效的事物强行克服和超越各种限制。
（付德根译）
[1]选自《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卷（科学院版），522—523页。
[3]同上书，522—523页。
[4]同上书，524—525页。
[5]康德：《遗稿》，载《康德全集》第20卷，44页。
[6]参见尤金·N·安德森：《为工业主义辩护》，见《第欧根尼》1956年第11—12期。
[7]卡布里尔·马塞尔：《人的问题》，180页，法兰克福，1956。
[8]黑格尔：《哲学全书》第2卷，第213节。
[9]威廉·迈斯特：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主人公。——译注
[10]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6卷，16页。
[11]司各脱（JohnDunsSoctus，1625—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唯名论者，他的学说与托马斯·阿奎那相对立，认为意志高于理性，行动高于思维，神学是对上帝进行实践的科学。——译注
[12]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7卷，159页。
[13]康德：《遗稿》，载《全集》第20卷，8页。
[14]参见阿诺·斯吉诺考尔的有关著作。
[15]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Gee，1868—1933），德国诗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文学团体“格奥尔格派”，拒绝纳粹政府的收买，1933年流亡瑞士，作品有诗集《颂歌》、《朝圣》等。——译注
[16]西美尔（Gee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派哲学家，著有《货币哲学》等著作。——译注
[17]康德：《遗稿》第20卷，74页。
[18]乔治·杜阿美（GeesDuhamel，1884—1966），法国小说家，早期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军医，主要作品有反战小说《受难者》、《文明》和多卷本小说《萨拉万的生命与遭遇》等。——译注
[19]载《费加罗报》，1956年9月26日。
[20]特奥尔多·阿多诺：《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载《社会学》，21页，法兰克福，1955。
[22]康德：《遗稿》第20卷，159页。
[2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卷。
[24]阿历克斯·卡雷尔（AlexisCarrel，1873—1944），法国外科医生、生物学家，发明了血管缝合技术，为进一步研究血管和器官移植奠定了基础，1912年获诺贝尔医学奖。——译注
[25]阿历史斯·卡雷尔：《人·未知》，43页，斯图加特，1950。
[26]同上书，251页。
[27]同上书，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