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劳动从使自然物“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45]开始，例如锯倒树木，从矿场采掘矿石。然而人所应处理的劳动对象大抵已被以往的劳动“滤过”[46]，它们是原料。可是原料作为“主要实体”或作为“辅助材料”[47]，能为产品的创造作出贡献。一个使用价值究竟是起着原料、劳动资料或是起产品的作用，这完全靠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何而定。
使用价值通过对自己的否定达到它本来的规定；它在消费中确证自己。使用价值作为已被加工过的材料，如果投入新的生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对人来说，它被证实为是自然的“非真实存在”，是未充分被人中介过的、还不充分合乎人的需要的东西。在使用价值里已被物化的、凝结为物的劳动，在与它发生关系的材料进一步受到加工时，就再次获得了生命，而在那里，被中介过的旧的直接性把自己扬弃到新的更为丰富的使用价值里[48]、“更深地被中介了的直接性”里，淹没到它们里面去了。“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49]
个人的消费是消费那作为活的个人之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而生产消费则消费那作为“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50]。为了在物的存在中把以往的劳动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必须使它再和活的劳动相接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作为劳动过程的生存条件的产品，必须“投入”[51]劳动过程。
无论在个人消费的意义上还是在生产消费的意义上，一个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如果得不到实现，从而不能为人的目的服务，那么该使用价值只好听命于“自然界物质变换”[52]。以第一自然为基础所产生的第二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归趋于第一自然；受人类的外界自然的破坏力的影响，人为的自然物质的“变换”会倒退。一切旧汽车销毁场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个体化的东西（即人所占有的东西——著者）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也是自然过程的要素一样。”[53]
马克思还用其他哲学少有的重要方式，解释了还不足以满足人的目的的使用价值在自然过程里的蜕变。我们至此反复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两个要素，即自然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结合。诚然，自然具有“沉睡着的潜力”[54]，自然中固有的形式诚然允许人发挥创造作用，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以及物质的概念其含义虽然也包含着人类以前的自然界，但它并未转化成“半神话的自然主体”[55]，因为，如果发生这种转化的话，他将退到他原来从唯物主义立场所批判过的那种黑格尔的主观与客观同一这立场去。自然、包括着劳动的主体与客体的物质世界，二者决不是同质的基质。这种非同一性要素，确实还在另一方面以把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的劳动为基础，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把自己保存下来。关于物理的自然本身，假如说“它的意义和内容……至今未曾表现出来”，“就和人的意义和内容同样，仍然处在乌托邦的潜在形式”[56]之中，那就会像布洛赫那样，只是导向终极之说的形而上学。
关于这里所讨论的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问题，意味着人的形式对于自然物质是漠不关心的、外在的，这一点在一个使用价值进行自然蜕变时可以看得很清楚。
马克思非常强调形式与物质之间的漠不相关性。在强调这点时，他谈到自然物质固有的形式和人中介过的有规定性形式之间的区别，这区别应成为一切劳动的出发点：“从单纯物化劳动时间，发展起来了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因为在物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已只是消失了的东西，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物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像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物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物质地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破坏，也会使形式遭到破坏。”[57]
如果使用价值解体了，传导到该物质上去的劳动量也就消失了。
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对物质的相对的漠不相关性。正如上面已说的情况那样，由自然物质和劳动所构成的产品，在它与新的劳动过程合为一体时，决不是可以不管那个产品究竟已包含多少劳动或怎样的劳动，“物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活劳动相接触，它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58]。
在那里，如果已花费的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得到保存的话，那么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时也是劳动的量的保存。这显然是简单生产过程的特征。诚然，活劳动给已物化了的劳动追加了新的劳动量，但是保存物化了的劳动量的东西，并不是追加的劳动量，而是作为一般活劳动的劳动的质，被附加给产品，在该产品之内，扬弃掉形式对物质的漠不相关性。“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自身又表现为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理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表现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物的条件）。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在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事物的易逝性，是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59]
被加过工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采取为人的消费服务的形式，“最后，它采取能直接消费的对象的形式，因此，物质的消费和物质形式的废除就成为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它本身被使用”[60]。
物质的中介之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之直接存在的最高形式；在它是可能的条件下，人的劳动能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为我之物。
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受费尔巴哈和浪漫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把劳动看成是自然的人化这一进步过程，而这个过程同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打上劳动烙印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愈加明显的等式：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更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也认为，自然和人的斗争可以改变，但根本不可能废除。这种论证具有自然科学的色彩，因为他使用了非思辨的“物质变换”这个术语。这种物质变换受人们面前的自然规律所支配，自然物质之一切形式化必须遵循物质固有的规律性。“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61]。形式化本身没有自然力的支持就不能进行；马克思在这自然力中还加上了活动的主体。
由于人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62]解放出来，就“拯救”了它。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63]意义。
因此，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这点非常值得注意。在这问题上，至少抽象地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地发挥作用。显而易见，马克思为了证实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观点，他引用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利在177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维利在该书中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能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64]
正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能量的转换一样，人的生产也不能置诸自然关联之外。自然和社会不是相互僵死地对立的。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65]。
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例如劳动力，它作为“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66]，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正如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的社会的质。
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使物发生质的变化，这正是马克思用“对自然的（人的——著者）运动”这术语所要表达的。所谓运动这个辩证思维的本质范畴，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范畴不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也是质变”[67]。
的确，被占有的物质和还未被人的活动渗透的自然物质有本质差别。但同时必须注意：即使人的最精巧的发明，也是由于其本身的可能性包含在自然基础里面。只有从这基础来看，引自维利的“形式变化”、“结合与分离”才能实现，量的变化达致质的变化也才成为可能。自然永远是这样的材料：他（指工人——著者）“能利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力”[68]。
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他首先和自培根以来在这点上有所发展的启蒙主义持有共同观点，即必须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观点去考察自然。当然，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即使他所获得的自然概念具体化了，又远远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自然理论。启蒙主义不能把劳动作为占有自然的手段来进行分析，不能从劳动上升到分工的必然性，以及上升到随之规定的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因此就不能揭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这毕竟是由于“资产阶级把自己自身设定为绝对的东西，在他们理解阶级概念时，仅仅把阶级看成为以往阶段的一瞬间”[69]。从而，真正立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后面的东西，更完全不能进入启蒙主义的视野。在启蒙主义看来，自然是直接给与人的东西，是随手捕获的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确认：“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70]
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那里所隐含着的自然思辨的特征。历史地更迭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是同样数目的自然之自我中介的方式。人和应被加工的材料相分裂，而自然处于这种分裂之中，但这种分裂总以自然自身为原因。自然在人那里达到自我意识，通过人的理论的、实践的活动，它和自身结合起来。自然对于人们来说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而人的活动对于自然也可以看成最初同样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显然，人的生存构成自然的一个片断，而人的活动自身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因而是自然的自身运动。
只有从这点来考虑，谈论“自然辩证法”才是有意义的。自然辩证法家马克思并不想停留在人类以前的自然存在及其历史上（在这点上，恩格斯奇怪地同曾被他激烈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广为一致），不是仅仅“从客体的形式”去考察现实；尽管他高度评价黑格尔，但也不是仅仅从“主体的形式”去考察现实；他毫不踌躇地坚持这两个要素是不能相互取消的。对这种不可取消性的认识，毕竟是构成他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的东西[71]。马克思的主体—客体和黑格尔的不同，不完全是封闭在主体之中的。
前面称之为马克思固有的自然思辨的观点，贯穿他的全部著作，即他总是试图使用新的多少值得注意的生物学比喻，以便给自然整体内部的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以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最后似乎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关，在“巴黎手稿”中，自然作为“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2]出现的，自然是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73]。在有生命的自然中，同化过程一般地使无机的东西转化成有机的东西；同样，在劳动中，人使上述的“无机的身体”和自己同化，使它越来越成为自己自身的“有机的”构成要素。但是，这只有在人自身直接属于下述的自然时才是可能的：这种自然决非仅仅是和他自己的内在性对立的外部世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4]
动物在自己占有的对象世界中，被束缚在自己所属类的生物特性中，因而也被束缚在这世界的一定的领域中；相反，人的普遍性的特征在于至少能够占有整个自然，人既然进行劳动，就使“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75]。自然作为劳动的成果以及出发点，是一个“无机的东西”，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生产时和动物相反，能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76]，这是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