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1]
当我们把19世纪20年代前的激进主义时期同其后的宪章运动时期作一对比就会发现，19世纪20年代这10年似乎令人奇怪地平静——温吞吞的繁荣状态下的社会太平。然而多年之后一名伦敦小贩告诫梅休说：
人们以为一切平静，万物也就停滞了。但实际上，宣传运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正是在一切平静的时候，种子开始发芽成长。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推行他们的主张。[2]
在这些平静的岁月里，理查德·卡莱尔一直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工会力量在成长壮大而且反结社法也被取消了；理性思想、合作社实验以及欧文理论都在发展。在这些年月里，个人与团体都力图把我们曾描述过的两方面经历——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的经历——上升为理论。在这10年快结束时，腐败的旧制度和改革之间展开了决定性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讨论劳动人民对其利益的意识以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
把这些年的大众激进主义描述为一种思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自修者的明确意识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人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超出读、写、算的范围，但这绝非思想萎缩的时期。在城镇，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热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传改革的。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诫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各地的激进派领袖、织工、书商和裁缝都有大量的激进主义刊物，而且还在学习如何使用议会蓝皮书。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编辑信件并且参加讨论。
工人们就这样超越了自身的经历，他们借助于自己含辛茹苦所获得的不规范的教育，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他们学着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定义并不严密的“勤劳阶级”与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全部斗争史中的一部分。1830年之后，定义较明确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既是旧的又是新的斗争。
很难概括这个世纪早期的识字率情况。“勤劳阶级”的一端是许许多多目不识丁或者只能写出几个单词或自己的姓名的人；另一端则是具有相当的学识造诣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不识字绝不会不发表政见。在梅休笔下的英格兰，民谣歌手和“顺口溜表演者”仍然生意兴隆。他们顺着大众心情，在人行道表演滑稽戏或在大街拐角朗诵滑稽诗。根据市场状况把一种激进的或反罗马天主教的意思，编入他们的颇有讽刺风格的独脚戏或赞美诗中。[3]不识字的工人可能会步行数英里去听一次激进主义演讲，正如他（或另一个人）去体验一次宗教礼拜。在政治动**时期，没有文化的人还会要求他们的工友朗读期刊上的文章；在职业介绍所里人们还要读新闻；在政治集会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读宣言或通过一连串的决议。真挚热切的激进者甚至把他们自己喜欢却又读不懂的著作视为神圣。切尔腾汉的一名鞋匠每个星期日都准时去W。E。亚当斯家请他读“费格斯的信”，但却自豪地拥有几本科贝特的书，还把这些书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软皮箱里。[4]
最近的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年代工人阶级读者的情况。[5]简单地说，在那个世纪早期，每三个工人中就有大约两个人多多少少有点阅读能力，当然能写的人还是相当少。由于工人中要求自我提高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同时由于主日学校和日校愈见成效，文盲的数量下降了，虽然在使用童工最甚的地区这种下降被推迟了。但阅读能力是最基本的，发表抽象连贯的议论的能力则绝非与生俱来的；它必须是在克服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缺乏闲暇时间，不得买蜡烛（或眼镜）——之后才能获得。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也使用一些观念和术语，很显然，某些热烈的信从者只具有盲目崇拜的意义而没有理性价值。一些参加彭特里奇起义的暴动者竟然把“临时政府”看作是保证较充足的“粮食”供应的政府；此外，还有一份有关1819年东北地区矿工状况的描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普选权理解为普遍受苦……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的人都得受苦。”[6]
目前残存的一些可以证明，19世纪头20年工人的文学成就的资料说明，要对他们的识字状况作出概括是愚蠢的。在卢德运动（除工人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行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无名之作，有自觉地呼唤“面带微笑的自由”的，也有用石灰写在墙上的几乎无法辨认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这两方面的例子。1812年，索尔福德验尸官对一个袭击伯顿工厂的人被枪杀一事作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他因而受到警告：
……知道你是个该诅咒的献媚者，如果伯顿的恶劣行径是“正当的”，暴君的法律就成了理性的指令。——你可要当心点！即使在地狱之潮泡上一个月也别想让我们忘记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它只会促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并使人们义愤填膺。[7]
信的结尾用的是拉丁文“卢德作”——这使人想起了曼彻斯特人自己曾夸耀过的一所语法学校（班福德本人曾在那里短期上学）和其他私立学校，工匠的孩子们在这些学校学到的拉丁文还是足够他们署名的。另一份文件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市场发现的。目的大致相同，尽管作者错字连篇。但多多少少带有更大的说服力：
我要通知你有6000人将在4月去你那里然后我们要去炸掉议园（院）且毁掉我们面前的一切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除了英国政府那样的所有杂种但没有关系在普遍知道他们而且是君对（军队）来我们立刻引起这伟大的革命然后全部这些大人物的头都要砍掉。
“诺迪将军”许诺的其他好处是：“我们要拆掉监狱而且我们要在法官睡着时洒（杀）他。”[8]
这两份文件的不同之处（评论家会告诉我们）不仅是在于风格，而且还在于它的感情程度。我们可以假设第一封信是由一个戴着眼镜头发斑白的工匠——皮匠（或制帽工或乐器制作工）写的，他的书架上也许有伏尔泰、沃尔尼和潘恩的著作，而且他还喜爱悲剧作品。1817年在国家监狱中还有一些来自兰开郡的这一类人，如70岁的活版印刷工威廉·奥格登曾在监狱里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尽管我戴着脚镣手铐，但我决心要像处于同一境地的伟大的卡拉塔库斯[9]那样去面对我的敌人。”另一位印刷工约瑟夫·米切尔给自己的女儿分别取名为米蒂拉、卡罗莱娜、科迪莉亚，当他在狱中得知他的第四个女儿出生了便急忙写信给他妻子，建议给这个小孩取名叫波蒂亚。塞缪尔·班福德自己也许给妻子作过更具体的指示：“一个改革者的妻子应该是位女英雄。”[10]第二封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煤矿工人或乡村织袜工之作。这封信同东北煤田的一位矿工于1831年（和他的几个同伴在一次罢工骚乱时闯入煤矿检查员家中）留在煤矿检查员家中的那封打趣的信极其相似：
我咋（昨）夜在你家过得很舒服。你离开家一个人在煤矿，我看见你有许多房间，还有大酒窖，里面有大量的葡萄酒和啤酒，我享用了我那一份。我还知道矿上的一些人有了三四个孩子而他们却住在一间不到你的酒窖一半大的屋里。我不假冒自己懂得很多，但我知道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周末我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酒馆而且要喝上一大杯。我不想冒充预言家，但我知道而且我的许多朋友也知道，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获得知识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无只（知）。不过我们也是刚刚发现这个道理。你们这些老板和厂主可得小心点，因为你们将不会以你们的方式得到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就要得到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11]
舍温写道：“如果圣经协会和主日学校没有产生其他好结果的话，它们至少还有一个好处——教成千上万的儿童读书识字。”[12]我们可以从布兰德雷思及妻子、卡图街密谋者以及被关在国家监狱里的其他人所写的信中多多少少地看出那些技术工匠的学问见地以及粗通文字的人所具有的文化程度。约翰斯顿夫人给狱中的丈夫（亲爱的约翰斯顿）——他是个裁缝帮工——写的信大概算得上两者之间的中等水平：
……相信我，亲爱的，从早到晚我或多或少地想着你。我可以向全能的上帝恳求，但这是真实的，我休息的时候就祈求上帝饶恕我所有的敌人并且改变他们的心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设菲尔德的细木工沃斯顿霍姆给他妻子的信：
我们的牧师借给我4卷传教纪事，这些书给了我极大的赎罪感，我看到了上帝在遥远的地方所从事的伟大的事业。
写这封信时还遇到一些困难，原因是“眼镜给打破了”。[13]这些信是在特殊的闲暇状况下写的，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出沃斯顿霍姆是一笔一划地吃力地写他的信，当他想到“赎罪”这个问题时还停下来请教一个较“有学问的”拘留犯。约翰斯顿夫人可能请教过（也可能没有）一个在许多城镇和村庄都能找到的“专业”书信代笔人，这种人以正规格式代人写信，每次收费1便士。因为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写信也是一件难得的事。单是邮费就足以使人咋舌，所以只能是很少通信。因为从北方寄一封信到伦敦大概得花1先令10便士，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翰斯顿夫人和沃斯顿霍姆夫人由于各自的丈夫不在而经济陷入困境——约翰斯顿夫人穿的鞋灌满了水，自从她丈夫被捕之后，她一直没钱买鞋。
所有因卡图街密谋而被捕的人似乎好歹都能动动笔。鞋匠布伦特曾用法文为一些讽刺诗润过色，詹姆斯·威尔逊则写道：
事业激励布鲁塔斯
拔剑刺杀惊恐的暴君
事业使勇敢的汉普登为之献身
为此豪侠的格朗特·泰尔敢于藐视
暴君的傲慢和尊严
而另一方面，鞋匠理查德·蒂德则只能拼凑出这样的句子：“先生，在写作方面我是相当差劲的。”[14]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人作为“范例”，因为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说明他们属于少数紧跟激进刊物的较有意识的人。不过他们的例子也能告诫我们不应低估实际识字水平的发展状况。[15]工匠是特殊的——他们是自己阶级的知识精英。然而在英国各地还有大量为劳动人民提供教育的机构（虽然“机构”一词对于那些私塾的女教师、工厂残废人或受伤矿工办的每周收费1便士的夜校和主日学校来说是过分正规了）。在彭奈恩河谷，织工的孩子们穷得连石板[16]和纸张都买不起，他们是用手指头在沙盘上学着写字的。即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成年之后又失去了读写能力，非国教教会、互助会和工会的影响及工业本身的发展要求也会使这种能力巩固并且提高。机匠业业主亚历山大·盖洛韦1824年报告说：
我的业务经营方式是制图和作书面说明，缺乏读写能力的人对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果一个申请工作的人说自己没有读写能力，我就不再向他提问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