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我讲述了“社会劳动”和“类的历史”这两个概念之后，我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假说——上层建筑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作一简要论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上层建筑作过最著名的表述。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在任何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按照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标准，形成一个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一切其他局部系统。对这种理论所作的经济学解释，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每一个社会都根据这种解释（根据自己复合性的程度）把自己划分成为局部系统，人们又按照等级把这些局部系统排列为经济、行政—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序列。这种理论认为，较高级的局部系统的过程，是由当时较低级的局部系统的过程决定的，它们是因果的依赖关系。这种理论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解释则认为，较低级的局部系统过程从结构上限制着当时较为高级的局部系统过程。因此，经济制度（系统），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归根到底”决定着其他局部系统中一切过程的范围。普列汉诺夫支持第一种论述；马克斯·阿德勒、拉布里奥拉支持第二种论述。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科尔什、阿多诺的著作中，社会的总体性概念，反对层次模式。他们的上层建筑理论形式是，一切社会现象均依赖于经济结构，同时，他们又用辩证的观点把经济结构理解为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现象中的本质。
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是在相互关联中提出的。这种关联清楚地表明，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性，首先是对一个社会所处的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过渡的危机阶段而言的，不是对社会的任何一种本体论状态，而是对经济结构在社会进化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而言的。有趣的是卡尔·考茨基（K。Kautsky）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机构，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才能够看作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对于它的历史中的个别现象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这种个别现象，无论是经济的，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它在某些关系中是基础，而在其他关系中则是上层建筑。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命题，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某些新现象来说，才是绝对正确的。”[8]马克思使用基础概念，是为了给一些问题划定范围，这些问题是在解释新的进化时必然涉及的。基础理论告诉人们，新的进化所要解决的只是那些在社会的基础领域中出现的问题。
把“基础”和“经济结构”等同看待，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基础领域始终和经济系统是一致的。但是，这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所行使的职能——调节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从而间接地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在原始社会中，行使这种职能的是血缘系统，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行使这种职能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市场除了它的控制职能以外，还拥有稳定阶级关系的职能时，上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出现，并具有经济的形态。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甚至预测了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里，进化的优先地位将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教育和科学系统上去。不管怎样，生产关系能够为各种不同的设施和制度服务。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核心，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这里，我和杜尔克姆一样，都把社会一体化理解成为社会的生活世界关于价值和规范的统一性的保障。如果体制问题不能在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如果必须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进行革命，以便为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条件，那么，社会的同一性就处于危机之中。
对这种危机的发生过程，马克思是这样看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马克思）常常用技术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上述原理则意味着：生产技术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的组织和动员的一定形式，而且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也制约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过程被设想成为一个统一体，因此，人通过生产力也从自身中制造了生产关系。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里，恰恰是“劳动中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唯心主义概念为上述原理奠定了基础。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生产关系“产生”于生产力的构想，首先表现为工具的行为模式。
但是，我们必须把交往行为的层面同在社会协作中形成的工具的和战略的行为层面加以区别。假如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那就可以这样理解上述原理：（1）存在着内在的学习机制，它关心的是技术上和组织上可以使用的知识的自发的增长和把这种知识转变成生产力；（2）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应的结构的时候，生产方式才处在均衡的状况中；（3）内在原因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结构上的不一致；（4）这种不一致，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会产生不平衡，并且必然会导致现存生产关系的变革。例如，戈德利尔就是用这种结构主义思想来理解上述原理的。
甚至，戈德利尔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著述中也没有交代清楚，我们赖以解释新的进化的发展机制是从哪里产生的。公认的学习机制，能够解释认识潜能的增长，也许还能够解释认识潜能向提高生产力的工艺和战略的转化。它能够解释体制所产生的问题，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结构差异增大，这些问题就能够给生产方式的存在造成威胁。然而，这种学习机制却不能解释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实施，譬如，用国家来代替血缘系统，需要的是道德—实践性质的知识，不是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的规则能够给予补充的技术上能够使用的知识。它不需要扩大我们对外部自然的控制，它需要的是体现在相互作用结构中的知识。一言以蔽之，它需要的是扩大社会对我们固有的内在本性的独立性。
工业发达的社会就是例证。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生产力的进步造成了劳动过程和企业内部劳动组织的高度分化。然而，已经深入到这个“生产社会化”中的认识潜力，却同能够孕育迫使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社会运动的道德实践意识没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因此，“工业进步”，不是像《共产党宣言》所认为的那样，用“工人的革命联合……代替他们的分散状态”，而是用新的劳动组织代替旧的劳动组织。
所以，我们可以把生产力的发展理解成为产生问题的机制，它尽管可以引起，但却不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但是，即使这种解释也几乎不能捍卫马克思的上述原理。为此，我们还可以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大家知道，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使体制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超过了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控制能力，并且动摇了原始公社制。波利尼西亚和南非发生的事件，就是明显的事实。但是，导致最初的高度文化的形成或者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的巨大的内在发展动力，并没有把生产力的可观发展作为条件，而是作为结果。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能导致进化论上的挑战。
最好是把知识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和使用这种知识加以区别。依我看，莫斯科维奇明确论证的并非没有学习能力的机制，不断产生一些多余的认识，这些多余的认识就是没有被使用，或者最初只是表面上得到使用的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如果这种潜在的认识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那么，它将成为（狩猎者和采集果实者、农夫和畜牧者、农业和城市手工业、手工业和工业等等之间）社会结构分工的基础。因此，知识的内在增长，是社会进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有了新的制度框架，迄今未能解决的体制问题，才能借助于积累起来的潜在认识能力加以解决，而生产力的提高就是从体制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中产生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所阐述的原则——一种社会形态，“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10]，是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是不会出现的——才能为自己作辩护。
我要得出的暂时结论是：
第一，不用进化的革新措施就不能得到解决的体制问题，是从社会的基础领域中产生的；
第二，任何较高级的生产方式，都是社会一体化的一种新形式，而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是围绕着新的制度核心形成的；
第三，一种内在的学习机制，关心的是认识的潜在能力的积累，这种潜在能力能够被用来解决产生危机的制度问题；
第四，但是，这种知识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进化上完成了向新的制度框架和社会一体化的新形式迈进时，才能得到补充和完善。
这一步如何完成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描述性回答是，通过社会冲突，通过斗争，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用阶级斗争来分析在阶级结构条件下出现的这些政治斗争）。但是，一个社会为什么能够进化，以及如何理解社会斗争在一定的情况下导致了社会一体化的新形式，从而导致了社会的新的发展水平，这只能用分析的回答才能解释。我想作出的回答是：人类不仅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学习，而且也在对于相互作用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德—实践意识的领域中进行学习。交往行动规则的发展，是对工具行动和战略行动领域中出现的变化的反应。但是，交往行动的规则在这些领域中遵循的是自身的逻辑。
四
历史唯物主义的类的历史观念，要求依据诸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序列重新解释社会的发展。我想列举使用这个观念时产生的一些优点和遇到的困难，并且提出一个解决这些困难的建议，供大家讨论。
现在，人们企图以一种竞争的精神寻找一些观点，从而用这些观点，按照发展的逻辑去整理历史材料。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优点，在同这些竞争性企图的比较中表现出来。例如，在历史的分期上，有人建议以人们所研究的主要材料（从石头、铜和铁，直到现代的人工合成材料）为依据，或者以人们所开采的最重要的能源（从火、水和风，直到原子能和太阳能）为依据。然而，想从这些序列中找出一种发展模式的企图，随即就成了对技术的研究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技术史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存在的。总之，人们承认对技术发展所作的下述解释：似乎人们具有一种有目的的、合理行动的功能圈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功能圈最初是人的机体固有的，然后又依次把它反映在技术手段层面上，并使自己从相应的功能中解脱出来，即首先从运动器官（腿和手）的功能中，然后从人体产生的能量中，最后从感觉器官（眼、耳、皮肤）的功能中和大脑的功能中解脱出来。在谈论了技术史的阶段之后，还要追溯的当然是（人类的）发展史（莫斯科维奇的自然模式）。对这种认识的发展，皮亚杰用个体发生学的观点，论证了从前使用思维，经过具体使用思维到形式使用思维这样一个普通的发展程序。也许，技术史是通过世界观的进化，同推动社会进化的巨大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也可以用思维的形式结构来解释这种联系。认识心理学，给思维形式结构的逻辑发展序列，提供了一个值得充分研究的个体发生学模式。
运用这一观念当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关键性的论点是如何调节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其特征是接受六种普遍的和具有逻辑发展顺序的生产方式。在原始社会里，劳动和分配是借助亲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那时，还不存在对自然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支配（原始公社式的生产方式）。在早期高度文明的国家埃及、古老中国、古老印度和古老美洲，存在着由僧侣、军人和官僚控制的国家占有土地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高于残余的乡村公社所有制（即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希腊、罗马和其他地中海沿岸的社会里，地主既占据着拥有家庭经济领域中奴隶和雇工的专制者的地位，又占据着拥有城市或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中自由民的地位（古代的生产方式）。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统治是建立在私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基础上的，这些土地分给了许多个人占有者，而这些个人占有者在许多方面，同时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同领主保持着依附（或农奴）关系（封建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终于成了商品，因此，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依附关系，通过劳动契约机构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通过劳动市场在经济上得到了保障。
（1）人们还不十分清楚，如何把建立在同样的原始公社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旧石器社会和新石器社会加以区分。“新石器革命”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新的发展状况，而且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建议把占有物品的经济阶段同创造物品的经济阶段加以区别：当狩猎者和采集果实者夺取了自然财富，并且直接加以使用时，耕种者和畜牧者则渴望获得土地、牲畜这些生产资料，而所有制问题是同生产资料一起提出来的。其他区别都与社会组织的复合性相联系（原始群、部落、酋长制）。人们估计，标志着过渡到新石器社会的技术革新，取决于神秘的世界观的相继出现。这种估计是有根据的。
（2）就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的众说纷纭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属于原始公有制的最后阶段？或者，是否可以把这种生产方式理解成为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式呢？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像我认为的那样，是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式是有说服力的，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普遍的发展阶段？或者，它就是同（西方）古代的生产方式并行的一种特殊发展路线？或者是由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混合形式？
（3）封建社会的划分，同样也遇到了巨大困难。难道封建社会是一种能够明确加以规定的生产方式，还是一个无须分析的集合名词？如果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难道它就标志着一个普遍的发展阶段？如果有，那么，难道就只有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才达到了这个阶段，换句话说，难道封建社会是一种单一的现象？或者，如果有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难道其他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就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
（4）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把古代高度文明的社会和（后来）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加以区别。局部社会系统的发展和层次的增加，都出现在同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的范围内。当然，在所有从进化看富有成效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发生了世界观的令人注目的结构变化——一种神秘的关于宇宙起源的世界观变成了一种具有宇宙伦理形式的理性化的世界观。这种变化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这种变化怎么能够唯物主义地加以解释呢？
（6）所谓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划分，是一个特殊问题。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难道是一个进化上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或者它们都是同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变种？
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使得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其关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的前言中，对普遍的发展阶段观念发生了怀疑。人们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上述问题是拖延了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进程，还是毫无成果的研究的标志。我认为，今天不能提出这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逻辑来说，生产方式的概念也许不是一把错误的钥匙，而是一把尚未充分打磨的钥匙。
（郭官义译）
[1]选自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和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同上书，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卷，817页，柏林，192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