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话语影响着城市生活，把它们从自由地交织了对良好生活和城市形态充满情感和信仰的宏大比喻意义中清理出来是很困难的。注意到乌托邦社会秩序的理想如何经常地在小规模城市生活的地理规模上被频繁塑造，这是很有趣的。柏拉图把人口的最大数量限定为五千，“民主”雅典在它最鼎盛时期可能也不超过六千参政“公民”（当然，这并不包括妇女和许多奴隶）。在这里我并不指望能够理清所有比喻和象征含义，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它们的情感力量。一些例证性的联系可能会有助于强化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政治充满了被深深控制的（虽然常常是秘密的）情感和政治**，乌托邦梦想在这些情感中有特定的地位。
曾经有人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当奴隶挣脱枷锁在中世纪城市的自治的合法实体中主张政治和个人的自由时，这个概念就具体化了。城市生活与个人自由——包括探险、发明、创造和定义新生活方式的自由——之间的联系有着悠久且复杂的历史。移民的后代们试图把城市变成远离乡村镇压的避难所，在这种表达中，“城市”（city）与“公民身份（ship）”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但城市同样又是焦虑和混乱的场所。它是无名侨民、下层阶级（或者，我们的前辈们喜欢称之为“危险的阶级”）的地方，是不能理解的“他性”（移民、同性恋、精神错乱、文化上有很大差异、种族上有明显标志的人）的场所，是被污染的（物质污染和精神污染）并发生可怕堕落的地带，是需要封闭和控制的该诅咒的地方，它把“城市”和“公民”变成公共想象中的政治对立面，尽管它们在词源学上是联结着的。
正反形象的这种两极化有它的地理学因素。传统上，它表现为城市内部世俗和宗教空间之间的分界线。后来，农村和小城镇的假想优点经常被拿来与城市的罪恶相对照。例如，当乡村的反动军队1871年聚焦在巴黎郊区准备对约三万名巴黎公社成员进行无情屠杀的时候，他们首先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从撒旦军队的手中收回这个城市。当福特总统拒绝在1975年纽约市的财政危机中给予援助时（“福特对城市说：‘倒闭！’”，某家著名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到处都能听到小城镇上正直、虔诚的美国人的喝彩声。在当代美国，可敬而又虔诚的市郊形象（主要是白人和中层阶级）与作为苦难场所的市中心相对立，所有受谴责的东西（外加许多下层阶级和种族编码）都囚禁在后者那里。此类想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例如，当有人提出要把约200户家庭从巴尔的摩市中心驱散到郊区作为“争取机会运动”的一部分时，郊区居民愤怒地起来阻止这项计划，他们的言论听起来就好像是魔鬼的代表将要从其市中心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并且在他们中间带来一种破坏力量。当然，宗教并不总是这样做的。它也同样支持许多试图在崩溃的市中心保护穷人、改善社区并稳定家庭生活的组织（如BUILD）。
这些想象都不是单纯的，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建造了房子，房子创造了我们”，这句格言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1967，3），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对此有非常好的理解，他写道：
正是在城市环境中——在人类本身制造的世界中——人类初次实现了智力生活，并获得了那些区别于低等动物和原始人的特征，因为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且在总体上是他最成功的努力，即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但如果城市是人们所创造的世界，那么这就是他今后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人类在间接地、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工作性质的情况下，就已在构造世界的过程中重塑了自己。
虽然我们会相当渴望去干预这个“重塑我们自己”的过程，并且甚至“清楚地了解我们工作性质的某些意义”，但我们不可能跳出辩证法之外并设想逃避自己创造出来的制度世界和人造环境的包围和限制。我们仍然不能逃避这种想象的问题，如马克思（Marx，1976，283-4）所评论的（在一个基本陈述中，对此我们将在后面更深入研究）：把人类劳动和建筑师的最差作品与蜜蜂的最好作品区别开来的东西就在于，建筑师在以物质形式实现作品时他就已经在想象中建立了一个结构。因此，当我们思考城市未来时，必须与广泛的情感和象征意义作斗争，这两种意义都激活并弄乱了我们对“自己工作性质”的理解。因为我们共同制造了城市，所以我们也共同地制造了自己。因此，我们希望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关于人类可能性、我们需要谁，或者甚至更加贴切地说，我们不希望成为谁这样的一些计划。我们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一些要想、要说和要做的事。因此，个人和集体想象的方式对定义都市化的劳动就非常关键。然而，为了担当起我们命运的有意识的建筑师而不是我们所居住的制度和想象世界的“无助傀儡”，对我们想象的批判性反思就既要面对又要复兴那种隐蔽的乌托邦理想。正如昂格尔（Unger1978b，8）所述，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被制造和想象的”，那同样也要相信它可以被“再塑造、再想象”。
三、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理想
任何复兴乌托邦理想的计划都要考虑它在历史地理学中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变革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很明显，莫尔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与稳定（与当时英国的混乱状态相对照）。为了这个目标，他排除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诸如货币、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剥削（工作日是6小时）、内部（并非外部）的商品交换、资本积累和市场过程（并非集市场所）。快乐完美的社会和精神秩序就取决于这些排除行动。正如卢克曼和波特（LukermanandPorter，1976）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由一个严密组织的空间形态加以保护。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它是一个孤立的、有条理地组织的且主要是封闭空间的系统（尽管在乌托邦想象中，它也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这个孤岛的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严格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大概说来，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
并非全部的时间形式都被取消了。“永恒回归”的时间、周期性仪式的时间就被保存了。如古尔德（Gould，1988）所评述，循环时间表达了“上帝的无所不在，一套原则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们存在于时间之外并记录了隐含在自然界丰富细节中的普遍特点和共同联系”，在这种情形中，包括乌托邦的全部居民。被压制的正是社会过程的辩证法。为了使一个快乐的稳定状态永远存在，时间之箭，“伟大的历史原则”，就被排斥了。不需要去设想未来，因为预期状态已经达到。在莫尔之后很快出现的一篇乌托邦文本、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国王判定，社会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状态以至于不再需要进一步社会变革了。在培根的例子中，技术变革与新知识不仅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且还被积极寻求，但其灌输是由所罗门议院（被认为是皇家学会前身的一种机构）中的哲人们紧密控制的。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已经完善的社会秩序在技术和学术完美性方面更加发展。与之对照，莫尔唤醒了一种怀旧情绪，对神化过去、对完美的小镇生活的黄金时代、对静态精神秩序以及非冲突性与和谐性的等级制社会关联模式的怀旧。这种怀旧气质是多数乌托邦思想的特征，甚至被投射到未来及合成的未来派技术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对于这种计划如何变成事实具有重要的影响。
有许多途径来理解莫尔的文本及随后产生的众多乌托邦方案（如培根及康帕内拉的文本）。在这里我仅分解出一个方面：空间与时间以及地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乌托邦形态都可以描述为“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因为社会过程的暂时性、社会变革的辩证法——真正的历史——都被排除了，同时社会稳定又是由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保证的。路易丝·马林（LouisMarin，1984）认为莫尔的乌托邦是“空间游戏”的一个种类。莫尔实际上从众多可能的空间秩序安排中选择了一种作为表现和固定某种特定精神秩序的方式，这不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比如说，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1967）在1925年撰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他把城市理解为“空间格局和精神秩序”，并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马林为我们所展开的是这样的观念：随着莫尔的首创，任意地想象“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学”已成为探索和表达有关社会关系、精神秩序、政治经济体系等众多竞争观念的一种成熟手段。
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当把随后产生的乌托邦计划放在一起时，它们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多样性。19世纪的女性主义乌托邦（Hayden，1981）与那些意欲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更加舒适、更加健康生活的乌托邦显得不同，也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对生态学敏感的、宗教的及其他诉诸某种特定空间秩序来定义和确保其精神目标的替代方案都不同。提议所涉及的范围——以及空间性所涉及的范围——证实了人类想象对社会空间方案的探索能力（请参阅Bloch，1988；Kumar，1987，1991；Levitas，1990；Sandercock，1998）。马林的“空间游戏”观念巧妙地捕捉了乌托邦方案中的自由想象力，对这种乌托邦模式的复归似乎为摆脱昂格尔困境提供了一种途径。
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被福柯视为通过创造监视和控制的空间体系（polis=police）而产生的“全景效果”同样融进了乌托邦方案中。想象的自由运用与权威和控制之间的辩证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最近时期，对乌托邦理想的拒绝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莫尔的《乌托邦》无疑可以如此解读）。但是，以这些理由来拒绝乌托邦理想也带来了不幸的结果：在搜寻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抑制了想象的自由运用。因此，必须把正视空间游戏和独裁主义之间的关系置于任何试图复兴乌托邦理想的再生政治学的中心部位。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了解一下乌托邦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实践得以实现的历史是很有用的：正是在这里，想象力的自由运用与独裁主义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基本困境生动地显现出来。
四、空间形态乌托邦的实现
在20世纪，所有伟大的城市规划者、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把对某个替代世界（物质的和社会的）的强烈想象与根据全新理念设计和重建城市及区域空间的实践结合起来。当埃比尼泽·霍华德、柯布西耶和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这样一些人创立这种想象的背景时，一大群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在砖头和混凝土、公路和塔式大楼、城市和郊区中实现那些梦想，建造VillesRadieuse或Broadacre城的样式、全新的城镇、私密规模的社区、都市村等。甚至当独裁主义评论家和这些已实现的乌托邦梦想缺乏个性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也经常通过把自己更喜欢的空间游戏样式与其他人已经实现的空间秩序安排作对照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比如，当简·雅各布（1961）针对城市规划和都市复兴的现代主义进程而发表著名评论时，她通过怀念那种私密而又多样化的种族邻里而实际上提出了自己偏爱的空间游戏样式，在那种邻里中，技工形式的实业和工作活动，以及面对面的互动形式的社会交流占据了支配地位。雅各布完全以她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她与她所攻击的乌托邦理想一样具有乌托邦性质。为了实现一种不同的精神目标，她提议以一种不同的、更加私密的（按比例缩小）方式利用空间。她的空间游戏形式包含了它自己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隐藏在邻里和社区的有机观念之内。在她看来，监视和控制机构是善意的，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安全，但这种机构给其他人——如塞纳特（1970）——的印象却是压制和贬抑。虽然她特别强调社会多样性，但也仅仅只是某种被控制的多样性才真正地以她所设想的快乐方式在运行。对雅各布目标的追求可以轻易地为“私人化设计风格”的门控社区和排他性社群主义运动进行辩护，所有那些目前在美国境内把城市分割得零零碎碎。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马林最令人感兴趣的范畴：“退步乌托邦”。马林所使用的例子是迪斯尼乐园，据说这是一个快乐、和谐且无冲突的地方，游离于“真实的”世界“之外”以至能安慰心理和平息情绪、能娱乐、能发明历史并能培养对某种神秘过去的怀旧情怀，能使商品拜物教文化永久化，而不是对它进行批评。迪斯尼乐园把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适当地净化和神话化后，聚集在了这个包含多重空间秩序的纯粹幻觉的地方，借此消除真实旅行的麻烦。辩证法被压抑，稳定性与和谐通过强大的监视和控制而得以确保。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再加上权力的等级形式，使冲突或越轨不可能成为社会规范。迪斯尼乐园提供了空间游戏世界的一个虚幻之旅。在后来的化身中，如Epcot，它提出纯粹技术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乌托邦和不可逾越的人类权力来控制这个世界（姑且可以说，迪斯尼从莫尔和培根那里得到它的灵感）。在马林看来，所有这些都是退步的，因为它没有提供对外部事务现存状态的任何批判。它仅仅以一种纯粹的、净化的和非历史化的形式使商品文化和专业技巧的拜物教永久化。但是，这就是马林开始出现问题的地方：迪斯尼乐园是一个真实的人工环境而不是莫尔和培根所提出的那类虚构的地方。这马上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任何得以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都绝不可能是马林所言的退步乌托邦吗？乌托邦不消灭自己也许就绝不可能被实现。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任何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作为一种实际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
从马林的观点可以归纳出，我们被一大堆退步的乌托邦所包围，迪斯尼乐园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样本。当“美国商厦”成为时髦时，像詹姆斯·劳斯——他偶然在巴尔的摩郊区建立了模范购物中心，后来又回去建立了锚定内港复兴的观景建筑——这样的先锋们明确承认，迪斯尼已经发明了一套成功的零售业规则。安全、可靠、秩序井然、易于到达，而且重要的是愉快、令人欣慰又无冲突的购物环境是商业成功的关键。大型购物中心作为一个幻觉世界而构思出来，在其中，商品统治至高无上。如果无家可归的年老者将此当作一个温暖的休息地方，年轻人觉得它是一个社交的绝佳场所，政治煽动者们喜欢在此散发小册子，那么监视和控制的机构（运用隐蔽的摄像机和安全密探）则会确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会发生。
正如本雅明（Benjamin，1969）对19世纪巴黎拱廊评论的那样：整个环境设计似乎是为了劝诱解脱而不是批判意识。而且许多其他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和遗产中心、用于公开表演、展示和节日的舞台——似乎都把培养怀旧情怀、产生净化的集体记忆、培植不加批判的审美感性以及把将来可能性吸收进永远在场的非冲突性舞台台中作为自己的目标。商品文化的连续表演，包括表演本身的商品化，在煽动政治冷漠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麻木的解脱或全然无动于衷（所有的冷漠之源）成为目标[西美尔（Simmel，1971）]在很久以前指出，无动于衷的态度是对城市背景中过量刺激物的一种反应。现在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多重的退步乌托邦——大型购物中心和典型的“资产阶级”郊区商业化乌托邦——就如柏林墙的倒塌曾经所表明的那样同样地表明了历史的终结。它们用具体例证说明而不是批判了这样的观念，即除了由科技幻想、商品文化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纠合在一起提供的东西，“我们别无选择”。
但在乌托邦方案实现过程中，蕴含其中的批判和反抗力量如此轻易地堕落为对统治秩序的顺从，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答案。让我通过进一步考察“新城市生活”运动的主要候选方案之一来揭示它们，那是现在被视为改变我们城市未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权威人物之一杜阿里（Duany，1997）“强烈地感到城市生活（要不然就是建筑）能够影响社会”。他认为，以新城市生活意向所提议的方式来正确地使用空间游戏将会有助于纠正问题。他的提议证实了对小城镇美国的怀旧情怀，对其可靠的社区感、习俗、混合的土地使用和高密度以及思想家（譬如说雷蒙德·恩威）的怀旧。把所有这些带回到城市设计中，那么城市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将会无限制地得到提高。这个主张通过对美国城市中“无地方性”及缺乏“真实性”（无情蔓延的郊区、盲目的边缘城市，破碎和分裂的城市中心充塞了一片片这种难以消化的风景）的一系列批判性评论（Kunstler，1993；1996）而得以巩固。新城市生活确实在与这种巨大的畸形作斗争（Katz，1994），如何恢复历史、传统、集体记忆及与以之相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成为其圣杯的一部分。因此，这项运动并不缺乏一种批判性的乌托邦优势。
新城市生活提供了怀旧，也提供了一些积极的东西，它确实与广泛制度范围内（开发商、银行、政府、运输集团，等等）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芒福德的传统很乐意从整体来思考区域，并追求城市和区域可能会关注的一个更加有机的、整体的理想。后现代的分裂倾向被拒绝。它尝试私密和综合的发展形式，回避对城市进行水平分区和大范围绘图的愚蠢概念，这个行为释放了作为社交竞技场的街道和市民建筑的利益。它还允许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工作和生活之间关系，并且推动一种生态学的设计维度，这种设计不再把优质的环境质量当成一种消费品。它高度关注如何处理极其奢侈的能源需求这种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以汽车为基础的城市化和郊区化形式所带来的。有些人视之为当今美国都市变革的真正革命力量。
这种社群主义的阴暗面仍然没有得到揭示。社区精神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防止社会混乱、阶级战争和革命暴力（莫尔率先提出了这种思想）。装备完善的社区常常是排他性的，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树立各种各样的不得入内的标志（不然就是有形的墙），并使监视、社会控制和镇压内在化。社区常常是社会变革的障碍，而非推进器。新城市生活创建的意识形态既是乌托邦，同时又是令人忧虑的。在其实现过程中，新城市生活为那些并不需要它的人建立了一种社区形象和修辞，那种修辞就是以地点为基础的市民自豪感和意识，同时却让那些“下层阶级”听任命运的摆布。多数已经实现的项目是为富人开发的“绿地”（当然包括查尔斯王子自己在多塞特庞德伯瑞工程上的投机活动），他们帮助制造了郊区的或远郊的更好的居住地（Langdon，1994），但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帮助恢复那些正在衰退的城市中心地带。斯库里（Scully，1994），此运动的怀疑者，并不相信新城市生活曾经抓住过城市贫穷和衰退的要害。在评论新城市生活代表作西塞德时，他指出，“在创造社区形象、创造人类文明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象征时，它的成功已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建筑学工作……”（顺便说一下，对查尔斯王子的庞德伯瑞现在也有着同样的说法）。但是，斯库里继续说：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希望西塞德和其他正在形成的新城镇的经验可以应于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那是最迫切需要社区的地方，而且又是遭受最惨重破坏的地方。如果这一切会在中心城市内发生，那它将确实会被瓦解为它的内在邻里。不幸地，如果是在再开发之前，当邻里的基本结构还仍然存在的时候，那一切将会容易得多……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所知的“中心城市”是否能够被塑造成多数美国人想要居住的那一类地方。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新城市生活”——如果它想实现的话——必须将其方案植入一套限制性的社会过程中。比如说，杜阿里（Duany，1997）宣称他对设计不能建成的方案不感兴趣。他对低收入人群的关注受到了新住宅单元15万美元（差不多是巴尔的摩中等人口收入的10倍）最低价格的限制，如离巴尔的摩不太远的肯特兰兹这样的地方。他对郊区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多数新方案得以实施的地方。他认为，郊区的成长是“美国的方式”，深深地沉浸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之中”，而且他强烈反对这样的指控：说他与权力结构“串通一气”，说他迎合于大众的品位。他还坚持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创造伟大的计划，胜过以商业基础为目的的所有其他计划。这意味着“更快地批准、更少地花费、更快地销售”。他的新城市生活样式就是严格地在这种参数之下操作的。
但是在这里谁应该受到责备呢？是设计师杜阿里还是限定了他设计方案参数的社会过程条件？实际上，多数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是通过国家或资本积累的力量来完成的，依照这两者的规范来实施（这在新加坡和韩国与在英国、瑞典、法国或澳大利亚是一样真实的）。它要么那样，要么就游离于主流社会过程“之外”（至少在19世纪看起来是可能的，那时美国是卡贝、罗伯特·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理想者和多种宗教运动的首选目标）。然而，当那些采取这样一种局外路线的人被吸收进资本积累和发展状态的主流时，他们的原则通常会彻底垮台（类似于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像空间形式本身的失败一样，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之所以失败，也合理地归因于被动员起来实现它们的那些过程。正如特弗里（Tafuri，1976）如此中肯地提出的，这是使建筑乌托邦理想在当前条件下变成完成不可能性的东西。但这里还有一种更加基本的矛盾在起作用。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一般应该去稳定和控制那些必须动员起来建设它们的那些过程，因此，在实现过程中，历史过程控制了理应控制它的那个空间形式。这种矛盾有待于进一步的仔细审视。
五、关于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
在这种语境中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似乎很奇怪，因为“乌托邦”通常与某个地方相联系，这是一个既快乐又不存在的地方。地点的特性（可以被称为“地点性”）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再现并密切关注作为社会过程容器的空间形式和作为精神秩序表达的空间形式。相反，社会过程的理想化样式通常以纯时间术语来表达，它们在字面上束缚于任何不存在的地点，并且典型地被指定为一个在空间性约束之外的地方。空间和地点的特性完全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