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达方式表面上很吸引人，它让我们能够思考多重乌托邦图式（空间游戏），这种图式以并不相互排斥的物化形式为我们所知。它加强了空间游戏的共时性这种观念，该观念突出选择、多样性和差异。它使我们能够把城市空间中（有趣的是，福柯的异托邦空间名单中包含了诸如墓地、殖民地、妓院和监狱这些空间）发生的多种异常和越轨行为及政治活动看作是对某种权利的有效且具有潜在意义的重新主张，它要求以不同的形象来塑造城市。它迫使我们承认拥有可以体验不同生活的空间（爵士乐俱乐部、舞厅、社区公园）是多么重要。福柯使我们确认，存在着大量的空间，在其中，“他性”、变易性和替代方案可以不被当作纯粹虚构事物来研究，而是通过与已经存在的社会过程的联系来研究。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些空间内形成，而且对现存规范和过程的批判正是从这些空间出发才能够特别有效地确立。他宣称（大量利用巴什拉的著作），此类空间的历史向我们显示空间形式会如何、并以何种方式与根本不同的社会过程发生联系，并因此破坏社会（以及深层意义上的乌托邦解毒剂）通过所依附的同质性。他显然期待这个混乱的结果，这在他《物的秩序》一书中早就描述过，“大量可能秩序的片断以不规则的而不是规则或几何学维度各自闪耀其间”（Foucault，1973，XVII）。
不幸地，这个概念不能如此轻易地逃避更加普遍的乌托邦重负（也许这就是福柯为什么会在他的《规训和惩罚》一书中拒绝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甚至默默地否认它的原因）。它假定，与统治性社会秩序的联系或者可以被切断、被削弱，或者就像监狱中的情况一样完全被颠倒。这个假定就是：权力知识可能被分散并被分解为差异的空间。它假定，在这类“他性”的空间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或“适当的”。墓地和集中营、工厂、购物中心和迪斯尼乐园，琼斯敦[3]、民兵集训营、开放学制办公室、新哈莫尼，“私托邦”和“生态乌托邦”，这些全部都是另一种做事方式的场地，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异托邦的”。由于它的多样性，乍一看显得如此开放的东西突然显得要么是平庸（一个混乱的、异质的、多样的空间、任何“不同的”事物——无论怎样定义——都可能会发生于其中），要么是一个更加有害的空间碎片，这些空间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地理转变的辩证法中是封闭的、排他性的，甚至是危险的。异托邦这个概念能够坚持对空间异质性的更好理解，这是个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更加时空化的乌托邦理想的外表特征却提供不了任何线索。福柯提出质疑并助长其动摇（特别是在话语领域），但对于任一种替代方案会如何构成却不能提供一点线索。
现在，我们从过程导向的乌托邦理想（protedutopias）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据说应该不断开放且仁慈的乌托邦社会过程，如市场交换，不得不凝固为一种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以空间为秩序且制度化的物质世界。社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世界（围墙、公路、领土细分、统治制度、社会不平等）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辩证法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核电站将束缚我们好几千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制度聚焦了越来越多的惯例）。尽管我们会努力创造灵活的景观和制度，但因为变化条件随时间变得越来越僵化，所以结构的稳固性往往会增长。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彻底改造像纽约或洛杉矶这些地方的物化组织形式现在连想都比较难了，更不用说做了。自由流动的过程在各种结构中、在各种组织、社会、文化和物质的现实中得到了例证，那些现实需要相对的永久性、稳固性和不变性。物化的过程乌托邦不能逃避封闭问题或者它们自己制造的对传统、制度惯性等诸如此类东西的硬性积累。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越是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它就越难以改变或者甚至保持它自己的轨迹。
在当代，任何重建社会过程的斗争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场本身制造从而成为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虽然这个任务使人畏缩，但并非不可能，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议程在过去20年里已经完成了许多物质上和制度上的改革（想一想英国和美国非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和工会权力的缩小）。因此，当我们探索替代方案时，为什么就不能去设想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中提出）？
正是从这方面出发，思考罗伯特·昂格尔的著作就非常有益了。像列菲伏尔一样，罗伯特·昂格尔也致力于解放方案的探究，同样渴望避开传统乌托邦构想的错误。他集中于社会过程和制度个人的转化。果然不出所料，他对现存制度和行为的批判是强而有力的。那么，他如何设想替代方案呢？昂格尔坚持认为替代方案应该出自对既存制度，个人行为和习惯的批评和实践斗争，从而避免了乌托邦理想（最直接地，这些安排通过出自资本主义长期历史的西方民主模式而得以实现）。因此，他仅仅对“道路中的下一步骤”感兴趣，而并不是对某些普通的转变原则或某种千年幻想的描述感兴趣。然而幻想的思想（visiht）和想象的斗争对这种努力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对理想的思考变成了梦想的或外在的，以致它展示了一幅已根本改变了的社会生活计划的景象，尽管只是部分的和片断的，并在证明方面也不严格坚持惯常的和确定的人类联系模式。这种空想家是这样的人，他们声称不受他或他的对话者所处的传统界限的约束……请注意，幻想的思想并不天生是信奉千禧年的、至善论的或乌托邦的（在通俗意义上）。通常它没必要也不会呈现完美社会的景象。但是它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重绘可能和可欲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地图、发明人类联系的新模式并设计能体现它们的新的实际安排。
（Unger，1987b）
昂格尔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一个简单但却有力的辩证法概念。只有改变制度世界我们才能同时改变自己，正如只有渴望改变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改变制度。他写道：“劳动技术和社会分工在日常生活中越是呈现为一个僵化的功能分配，它们就越是应该在‘文化革命’的挑衅和不和谐这种微观水平上以及制度创新的宏观水平上加以摧毁”。尽管如此，建立一种既自由又有改革能力的更彻底的民主统治的授权与被授权体系仍是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种主要的授权种类。第一类，展开社会生活的实际实验；第二类，加强对“我们社会经验的制度的和虚构的框架的自觉控制”，而第三类则帮助“改变群体生活的某些能力，正是借助那些能力，集体生活用依附和支配的关系把人们绑在一起并因此使他们成为预定无个性的角色代表”。
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个主要的制度改造领域：管理章程、系统组织和权利体系。他在这些领域内探索各种建议从而努力避免无止境开放的可能性所暗含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希望，这既能够激励潜在替代方案的意义，同时又可推动个人转变，这些个人转变缓和了我们都嵌入其中的日常生活之“保持惯例的结构”与通常表现为革命性和破坏性暴力的“改变冲突的结构”之间的反差。这样，他希望“把社会性从它的原本（script）中解放出来，并使我们对于他人来说相互成为自己都知道的独一无二的人而非团体对照体系中的占位符号（placeholder）。”
我在这里对昂格尔进行了非常详尽地探讨（虽然对于一项非常丰富且复杂的三卷本研究成果来说，这远谈不上公正对待），因为在我看来，在关注幻想可能实现的机制方面，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分析对这个世界很有益。现在，他与巴西的工人党合作解决进步政治行为的宪法和法律方面问题。在像阿雷格里港这样工人党掌权已好几年的城市中，执政者想出了一些高度创新的手段来加强大众授权和民主治理形式，这其中的大多数具有昂格尔所代表的那类思想的特点（参见Abers，1998，对阿雷格里港实验的描述）。把这些实验转换到像巴尔的摩这种城市的情境中，它们确实会非常有用。我们需要从中学的东西很多。
尽管如此，昂格尔并没有考虑过社会秩序安排的特殊空间模式——他所表述的全部东西始终来自于对空间因素的概括。我不认为这对他的论点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无须克服太大的困难就可把他的批判和重新设想社会机构的方法扩展到空间形式的水平，并因而把他的论点转变为对进步的民主化和授权（诸如此类的，它实际上正在阿雷格里港被创建）有着更加审慎思考的时空动态。
然而，昂格尔研究方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困难。比如，他指出了他称作“所谓对替代方案的兴趣与表明这种兴趣真实性的实实在在的迹象的缺乏这两者之间令人惊讶的差距”。他还指出了“强烈的逻辑社会理论的幻觉”（主要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和对自发的革命行动创造力的信心已经解除了左派的建设性的政治想象力”。接下来他写道：
试图设计出比在主流左派文献的党派论坛中所发现的替代方案还要审慎的方案的少数那几个人很快就被当作乌托邦梦想家或改良主义的修补者被抛弃：如果他们的提议过于背离既定的安排，那就是乌托邦者；如果他们提出适度的改变提议，那就是修补者。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轻易设想出来的变革经常都不值得有计划的运动为之牺牲，那些运动的时间表经常不尊重个人寿命的维度。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自诩的方案制订者注定还会有一个最后的惊奇。他将被谴责为——有时指控人恰恰一分钟之前还声称他们需要替代方案——教条地预期了将来，而且试图抢在不可预测的情形之前，就好像蒙田的警告没有什么力量似的，蒙田警告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驶向什么港口，那么就没有什么风能帮助他”。（1987a）
这是相当敏锐的素材。不过，结果是，就每个人而言（包括昂格尔），在确定自己可能会希望驶向哪个港口时会犹豫不决。正是在这个方面，昂格尔拒斥任何一种特定制度安排或社会关联模式所造成的封闭性。像列菲伏尔一样，他试图使选择机会永远敞开。无情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被回避了，更加温和的（昂格尔比较喜欢的词之一）、更加令人鼓舞的黑格尔先验政治学得到了支持，解放政治学思想的反独裁主义在这里达到了某种界限。人们没能认识到任何事情的实现都需要（至少是暂时需要）围绕一套特定制度安排和特定空间形式的封闭，而且这种封闭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在人类事务中有其影响力的物质性声音。抛弃全部左派乌托邦思想言论就是把合法有效的权威问题搁在一边（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这个问题交给保守派的道德准则——新自由主义和宗教种类的保守派）。正如马林所评述的，它使乌托邦概念成为物质世界中无任何针对性所指的一个纯粹能指，而且对当代许多理论家而言——昂格尔也在其中——那正是这个概念能够而且应该逗留的地方：作为一个纯粹的希望能指，注定永远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所指。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乌托邦的幻想，就没有办法来确定我们可能想要驶向哪个港口。
八、乌托邦动态
把被称为“时空乌托邦理想”的这套理论描述为完全空洞的，这是一种错误。确实，存在着许多替代它的方法。首先，格迪斯和芒福德在他们各自对城市和地区的研究方法中所采纳的进化论证风格促进了对人类活动的一种认识，在其中，处于变化规模上的空间生产是同样强制并常常冲突的经济、科技和文化需要的表现（如芒福德所述，城市首先要被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芒福德的著作，虽然特殊且不完善，但却注入了某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尽管最近所做的某些灾难性选择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乌托邦情绪）。
这种长篇小说很典型地认识到社会和空间是由持续的斗争过程塑造的。如果需要的话，这种小说形式适合于一种更强烈的时空动态。静态的并最终被实现的古典乌托邦理想的空间制度形式被抛弃了，它们要么被当作不可实现的，要么，如果已经实现的话，则被当作不稳定的、仍处于向尚待确定的其他某物的变迁之中。让我们看一看金·斯坦利·罗宾逊有关火星殖民地的三部曲。一开始是探险航行，紧接着就是对无人居住的遥远星球的积极的殖民运动（虽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把殖民的历史地理改写成一部有关火星环境和社会—空间形式变革的长期传奇。这个传奇的特点就是各种斗争；与火星环境作斗争及殖民过程本身的内部斗争——首先到来的一百名移民和后来者之间的斗争，地球上的权威和火星上的新生社会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殖民者自身内部就广大问题（比如政治表现形式）而展开的斗争，但最特别的是“改变”火星环境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权利的问题。火星上的社会形态带来了对世界的生产，这种生产持续不断地从自身内部发展出新的形式，但却不是以任意的方式。每一决策瞬间都标志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逻辑，赢得战争（身体上的或思想上的）的人改变发展的轨迹，本身却未必需要包容所有的反对意见。总是遗留一种权力和论证的残余，它们往往在稍后作为一个替代的颠覆力量被恢复。因此，读者不是被介绍到一个已经建成并被发现的稳定世界中，而是被创造一个新社会—生态世界的辩证法所吸引。
我不是用罗宾逊的例子作为某种范本来说明应该如何制定时空乌托邦理想，虽然它确实例证了文化形式如何可以用来阐明替代性时空动态。此外，单纯依靠长篇故事作为灵感之源存在着许多危险。比如，用“纯”文学（或艺术）来代替乌托邦理想可能意味着我们未能从莫尔的《乌托邦》或贝拉米的《回顾》这样的政治小册子中获取如此断然、如此清晰地传出来的政治讯息。很难想象罗宾逊的著作作为对贝拉米干预（现实）的回应，激励了19世纪末期兴起的所有此类政治运动。更为糟糕的是，艺术创新轻易地掩盖了变革行动的真正困难。正如莱维特斯（Levitas，1963）所评述：
我们似乎回到了昂格尔在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所作的对比。
然而，在这点上，对罗宾逊三部曲的解读能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极为重要的见解。他的乌托邦故事中包含着无数的与实际历史地理的相互参照，即资本主义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宣扬的帝国征服、殖民和新殖民活动，其故事中的历史和地理指示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立足于火星环境的实际特性（包括所有独特的自然危险）并求助于未来的科技，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呼吁全面质疑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以来控制自然这一极为重要的西方思想。面对恶劣的火星环境努力生存下来，这简直可以说是英雄行为。此外，把在火星上进行的殖民化过程植入到跨国的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争论和科技政治体系中，这也得到了明确的公认。对火星的殖民是一种努力：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把社会秩序从它的地球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是一种只获得部分成功的努力，准确原因马克思在他致伊加利亚人的公开信中作了陈述（参见第2章）。
小说对后启蒙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经验所进行的秘密对比是很大胆的（新的火星社会秩序的产生稍稍与《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权力的兴起有一些相似）。这使得罗宾逊的三部曲很容易地成为高度批判性的后殖民解构的目标，但我宁愿以一种比较肯定的方式来评价它。在实际历史地理的转变（以严格构成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能够支配的所有力量来理解）与替代我们现在时空动态经验的乌托邦设计之间的内部联系上，它提供的预期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九、时空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地理学
马克思和昂格尔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共同目标的。他们两个都坚持未来肯定不是以某种幻想的乌托邦模式来构建，而是通过现在状态中我们所拥有的原料的切实转变来构建。那些原料由时空动态来创建和集合，而这种时空动态又是由一套独特的冲突景象（包括压倒性的资本家和商业企业家的景象）所启发。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时空乌托邦方案如何能够立足于现在和过去提供了线索。这是一个明显超出本书范围的任务，它把乌托邦思想的观念带进了一个不同的维度，但还是允许我简略地补充一些能够想到的论点。
虽然这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它捕捉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国际主义时空乌托邦理想的一些重要东西（这个观点随后在福山“历史的终结”这个论点中被赋予了黑格尔色彩）。它例证了时空乌托邦模式的可能性，并使那些可能包含在其中的东西产生意义。通过把它叫做时空乌托邦理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会失败，又是如何失败的，以及它的内部矛盾如何会成为某种替代方案的潜在发源地。
当然，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并非仅随这种幻想而舞，但是对这个方案的内在矛盾进行详细审查却是有益的。如果必须现在就要发现革命转变的种子，如果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开始彻底重组的任务，对此它至少还未部分准备好，那么那些内在矛盾就会导致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我来列举一些主要的矛盾：
（2）嵌入在（经常输出的）自由民主政府机构中的对个人权利、自由和自由权（自由幻想）的期望产生了大量的自我本位计算（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的），产生了支配剥削其他人的自由，那些人由于不平等报酬的政治学被排除在政治影响和权利之外，要不然就是完全被边缘化。它也不承认完成下列事情所必需的集体基础（文化的和政治的），这些事情就是：保护自由和自由权、建立要么是私人财富和公共贫困（用加尔布雷思的生动的表示法）的社会，要么是以压制的宽容为基础的独裁主义的（在有些情况中完全是腐败的）政治结构。在美国，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欢自由地花钱和选举，但不可能确保城市的基本自由（比如，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街上漫步）。
（3）这种乌托邦方案的全面“成功”是以这样一种条件为基础的：准备行使权威，并准备必要时采取暴力和镇压手段作为达到更普遍启蒙的必要途径（在这里，它不能回避古典乌托邦形式的问题）。越南战争的创伤和随后揭露的世界范围内的秘密军事行动使这种方案的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并使它看起来越来越像美国少数精英分子所理解的美国天定命运论强权政治的一种运用，而不是像全球启蒙的一种群众运动。这种方案绝没有摆脱华盛顿指挥中心的特色：政治条件和自私自利的政策。虽然美国可以保留充当国际道德的审判者和评判者的权力，但它从不愿服从于像联合国和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审判，也不会签订任何会使它受制于这种国际审判的公约（如那些反种族屠杀的公约或那些关于“违反人性的罪行”的公约）。
（4）市场力量的空间自由主义削弱了静态的领土结构和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设立在美国的那些结构和力量），而且就“传统”文化形式来说，它是无情变化的。其反作用就是向作为政治基础的领土和民族身份的回归，并产生反动的排他主义倾向，而那种排他主义潜在地威胁着自由市场议程。特别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更多的人转向宗教和或民族作为唯一的替代认同。对许多人来说（包括美国，以及伊朗、印度和危地马拉等国内的抵抗力量，这里只列举一些），在自由市场的世俗时空性与宗教和国家地位的神秘时空性之间现在似乎只有一个选择。
当我们把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浮现出来的就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画面，它以严重混乱的形式集中于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的时空乌托邦理想所取得的确凿无疑的成就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不满。替代性幻想需要去揭示：如何履行显著提高物质福利和民主形式的诺言而不依赖于自我本位的算计、野蛮的消费主义和资本积累，如何在市场力量和货币权力之外发展自我实现所必需的集体机制和文化形式，如何把社会秩序带入环境和生态更加良好的工作条件之中。
十、乌托邦理想现在如何？
过去20年左右对乌托邦理想的广泛拒绝应该被理解为特定乌托邦形式在东方和西方的失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计划受到了广泛地怀疑，现在新自由主义正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不能成功的乌托邦规划。只要美国的地缘政治策略还被当作是一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形式，那它也就越来越没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应不应该干脆让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理想毫不痛惜地死去？或者，我们应不应该试一试再次地点燃乌托邦的**，以此作为手段去激励社会生态的变化？
当马克思了解乌托邦理想时，他反对它。他猛烈抨击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并彻底破坏了亚当·斯密有关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但是马克思热切地相信阶级斗争的解放潜力，视其为通向更加幸福生活的真正特许途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当对抗力量处于这样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以至于“对未来社会的幻想描绘”开始代表对“社会总体重建”的“最初的本能渴望”时，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产生了。由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创作的著作包含了强大而又重要的批判成分，在抨击“现存社会每一原则”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此外，“被提议的实用措施”作为废除阶级差别斗争的里程碑，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经常存在的危险就是：我们会相信某种乌托邦科学的“奇功异效”（1952，91）。
当替代景象——无论如何富有幻想——为塑造强大的政治变革力量提供资源时，人们不断改变世界的努力就有了一个时间和地点。我相信我们正好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一种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的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
那么如何建构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理想来综合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呢？有无可能阐明一个更加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形式，甚至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辩证法？
这种事情的发生需要一个有关于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在黑格尔传统内属于某种不可能之事），它还必须勇敢面对唯物主义的权威和封闭问题。任何种类的封闭（某种东西的形成）都包含它自己的权威，因为实现任何一种计划——不管如何以玩笑的态度来解释——都是要排除实现其他事情的可能性，在一些情况中是暂时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则要相对持久些，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选择。这个辩证法是“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物化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如此清楚面对的正是封闭问题，而这正是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如此危险地要逃避的。相反地，当它进行社会—生态的选择时，我们发现分裂和分散不能起作用，而且“非此即彼”的痛苦斗争永恒地干扰了更加温和的、更加和谐的“既又”的辩证法。我们同样发现，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模糊形式并非很难从我们自己对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所推动的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发掘出来。这样看来，任务就是确定一替代方案，而不在于描述某个静态的空间形式甚或某个完美的解放进程。这个任务就是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它来源于我们目前的可能性中，但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这就是我现在要致力于去做的工作。
（胡大平译）
[1]选自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标题由编者所加。
[2]译文引自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译注
[3]1978年，邪教头目吉姆—琼斯带领近千名信徒从美国旧金山来到南美新兴小国圭亚那的热带丛林，梦想着在那片蛮荒之地——琼斯敦（Joown）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按照教主琼斯的说法，“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充满人间正义。”11月18日，在他的蛊惑下，900多名追随者在圭亚那琼斯敦服毒自杀，从而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