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把存在的真理作为有待于思的东西来加以深入指明的思却绝没有已经决定赞成有神论的意思。这种思不能是有神论的，正像不能是无神论的一样。但这种情形之出现不是由于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而是由于尊重为作为思的思而设立的界限，此界限正是由自行归于思的有待于思的东西设立的，由存在的真理设立的。只要思安于其任务的话，它就在当今世界天命的时刻把人指向他的历史性的逗留之原始的度中去。当思如此这般说存在的真理的时候，思已信赖比一切价值与任何存在者更重要的东西了。当思往更高处升去，超过了形而上学并把形而上学了结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了的时候，思并没有克服形而上学，而是当思回降到最近的东西的近处的时候才克服形而上学。特别是在人已跨入主观性中去了的地方，此种下降比此种上升更为困难与更加危险。此种下降引入人道的人的生存的赤贫状态中。人在生存中就离开了形而上学的生物的人的范围。要统治这个范围，这就是人们称为生物主义的东西可以为所欲为与进行蒙蔽的间接而须追溯很远的理由。思存在的真理，这同时就叫做：思人道的人的人道。主要的事是人道，要从存在的真理着想，却不要形而上学意义之下的人道主义。
但若就存在的思说来，人道是如此有本质意义的需要看到的东西，那么“存在论”岂不是必须由“伦理学”来加以补充么？那么您在“我已自长期以来就企图要做的事就是要确定存在论与一种可能的伦理学的关系”这句话中说出来的您的努力岂不是十分重要吗？
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后，一位青年朋友立即问我：“您何时写一部伦理学？”在人的本质被如此有本质意义地来想着，亦即只从追究存在的真理的问题来想着的地方，但人却没有被提高为存在者的中心，——在这种地方，就不得不发生对责任感的指示的要求与对规诫的要求，这些规诫就是说明有从生存到存在的体会的人应当如何合乎天命地老练地生活的规诫。当人的摆明的彷徨无计状态增长到不可测量的深度的情况并不亚于人的隐藏的彷徨无计状态的时候，要有一种伦理学的愿望就更加急迫地要求满足了。现在完全被摆布到群众活动中去了的技术的人大体只有靠他的计划与行动中的与技术相适应的聚集与秩序才能保持在可靠的固定状态中，在这种地方，就必须用尽一切心机去注意用伦理学来加以约束之事了。
谁配忽视此种灾难情况呢？即使当前现存的这些约束把人的本质只是如此聊以济急地保持在今天的状态中，难道我们不应当保护与保证这些现存的约束么？当然应当。但此种灾难就免除了思该当想到仍然需要加以深思的那个东西的责任，免除了思该当想到仍然作为存在而对一切存在者都是事先的保证与真理的那个东西的责任么？当存在隐藏在长期的被遗忘状态中并在当今世界历史时刻通过一切存在者的震动而透露出消息来之后，难道思还能使自己免除思存在的责任吗？
在我们试图准确地规定“存在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问，“存在论”与“伦理学”本身是什么？思作为思须在思一切之前先思存在的真理；现在有必要仔细想一想，在“存在论”与“伦理学”这两个名称中可以举出的东西是否还与交托给这样的思的东西相适合与相接近呢？
如果“存在论”与“伦理学”二者连同出自各种学科的一切思都靠不住了因而我们的思还要更合学科要求一些的话，那么追究上述两种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这段叙述固然本身就说得很明白，然而有些东西要提出来说说。
这一堆外来的访客在他们好奇地闯到这位思想家这里来的时候乍一看他的居留情况就失望而手足无措了。他们相信必定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中碰到这位思想家，这些情况一反人们普通的生活情况而带有许多例外的，罕有的因而令人激动的特点。这一堆人希望通过对这位思想家的访问获得一些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谈资的事物。这些想访问这些思想家的外来人期待着也许恰恰在他沉入深思中正思着的时刻看见他。这些访问者想“体验”这回事，并不是为了为思所照，而只是为了他们据此可以说已经看到并听到过一个人说话，关于这个人，人们又只能说，他是一个思想家。
这些好奇的人们没有达到目的，却发现赫拉克利特在烘炉旁边。这是一个很平常而不耸动视听的处所。当然此地是烤面包的。但赫拉克利特在烘炉旁边甚至连面包也没有烤。他停留在这里只是为了烤火。于是他在这个平常之至的处所把他的生活的全部平凡情况都暴露出来了。一眼看到一个冷得发抖的思想家实在没有什么趣味。这些好奇的人们在看到这幅令人失望的景象的时候也立即丧失了再去接近他的兴趣。他们在此要干什么呢？一个人冷得发抖并站在炉子旁边，这种平常而毫无引诱力的景况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家自己找到。他们要找到一个思想家这里来干什么呢？这些访问者准备走开。赫拉克利特从这些人的面孔中察觉到失望了的好奇心。他认识到，在人群中，只消所期待的轰动事件没有出现这一点已经足够使刚才来到的人们立刻又抢着往回跑了。因此他鼓励他们。他特意邀请他们进来，用的是这句话：“这里诸神也在场。”
在此期间我又已见到，正是这些名称不得不直接而又无可避免地引入迷误。因为这些名称以及和它们附和在一起的那些概念语言已被读者们不是从现在才有待于思的事情出发重新想过，而是这种事情被读者们从坚持其习惯上的意思的这些名称出发来设想了。思追问存在的真理，同时又从存在方面来规定人的本质居留而且把人的本质居留规定到存在方面去；这个思，既不是伦理学也不是存在论。因此追究二者彼此间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个范围之内没有提出的余地。然而从更加原始的意义着想，您的问题还保持着意义而且有相当大的分量。
不能不问，如果深思着存在的真理的思从生存对存在的从属关系来把人道的本质规定为生存的话，那么这个思仍然只是对存在与对人的一种理论的意象呢，还是从这样的知识中同时就有德行生活的指示可得而取并即可交付生活应用呢？
答案是：这个思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这种思发生于有此区别之前。这个思只要是这种思的话，就是对存在而非对此外任何物的思念。这种思属于存在，因为它被存在抛入存在的真理的真的境界中而且为此境界而被存在起用的；这个思所思的是存在。这样的思没有结果。它没有作用。当它在的时候，它就使它的本质满足了。但当它说它的事情的时候，它就在。从历史意义讲来，属于思的事情的总是只有一种传说，即符合于其为思的事情的传说。思的事情的充实的约束力在本质上比各种科学的效力更高，因为此种约束力更自由些。因为此种约束力让存在去存在。
思从事于存在的家之建立，存在的家起存在的组合的作用，存在的组合总是按照天命把人的本质处理到在存在的真理中的居住中去。这个居住就是“在世”的本质。《存在与时间》指出“在中”就是“居住”，这并不是在字义上变戏法。在1936年对于荷尔德林的“劳苦功高，‘然而有诗意地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这句话所作的讲演中所指出的并不是一种对把自身从科学中救渡到诗歌中去的思的润色。谈到存在的家，这并不是作形象的引申而把“家”引申到存在上去，而是从按照事情来被思过的存在的本质出发，我们终有一天将会先来思“家”和“居住”是什么。
然而思从来不创造存在的家。思把有历史性的生存，亦即人道的人的人道带到美妙事物上升的范围中去。
和美妙事物一道在存在的澄明中出现的更有恶劣事物。恶劣事物的本质不在于单纯的人类行为之恶劣中，而在于牢骚之乖张中。然而美妙的与牢骚的两者都只有因存在本身就是有争执的东西才会在存在中成为本质。在存在中就隐藏着不的本质来历。凡能不的东西，都自行澄明为有所不的东西。这个有所不的东西可以在“否”中被接谈到。这个“不”绝不是从否定之说否中产生的。“否”不应把自身误解为对主观性的设定力量的固执己见的坚持，而应仍然是一个让生存存在起来的“否”；每一个这样的“否”都回答着已澄明的不的要求。一切否都只是对不的肯定。任何肯定都基于承认。承认让所承认者到达自身。人们认为，不是在存在者本身中怎么也找不到的。只要人们把不作为一种存在者，作为一种在存在者身上的存在的状态去找的话这就说对了。但这样地去找时，人们就找不到不。存在也不是可以在存在者身上判明的存在的状态。然而存在比任何存在者都更在一些。因为这个不是在存在者本身中成其本质，所以我们绝不能在存在者身上把这个不作为一种存在者来察觉到。指出此事之不可能，这却还是绝不证明不乃源出于说否的说。只有当人们把存在者认为是主观性的客观的东西的时候，这种证明才似乎是可接受的。此时人们从此一抉择而推断任何不都因其从来不是作为一种客观的东西出现，故不能不是一种主体动作的产物。然而究竟是说否的说才把这个不作为单纯的所思来设定的呢，还是这个不才要求把这个“否”作为在让存在者去存在的这回事中有待于说的东西说出来呢？这就当然绝不能通过对已经被认定为主观性的思作主观反省这一过程来加以判定。在这样的反省中，人们还完全没有达到对事情很合式的问题的提法所需的那一度。此时仍然需要问，假定思属于生存，那么是否一切“是”与“否”都已经是生存入存在的真理中去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与“否”本身已经是属于存在的了。作为从属的东西，“是”与“否”就绝不能倒过来设定它们自身所从属的东西。
只要人的此在被设想为我思的我的主观性的话，这个不就是在存在本身中而绝不是在人的此在中成其本质。在人作为主体而实行在拒绝的意义之下的不的时候，生存就根本不不，而是此在才不，此时的此在是作为人生存于其中的本质而本身就属于存在的本质的。存在不——作为存在来不。因此不就在黑格尔与谢林的绝对唯心主义中作为在存在的本质中的否定的否定性出现。但这个不在他两人的绝对唯心主义中是在绝对现实性的意义之下被思为无条件的意志，这个意志意愿着自己本身，而且是作为知的意志与爱的意志来意愿自己本身的。在这个意志中，存在还作为权力的意志隐藏着。然而绝对主观性的否定性何以是“辩证的”否定性以及这个不何以通过辩证法固然是形于外了但同时却被掩盖在本质中了，在此却不能加以讨论。
在存在中的能不者就是我称作无的那个东西的本质。因为思思存在，所以思就是思无。
存在才促使美妙事物在恩宠中上升并促使牢骚趋于不妙之境。
只有当人生存入存在的真理中去并从属于存在的时候，来自存在本身的那些指示之分发才会来到，而这些指示必须成为人所需的律令与规则。指示的分发是指希腊文的νμιν。这个字的名词形态νμνs的意思不仅是律令，而且更原始地是隐藏在存在的打发活动中的指示的分发。只有这种指示的分发能够把人调配到存在中去。只有这样的配置才能够担待与约束。此外一切律令始终不过是人类理性的滥造之品。比一切订定规则的工作都更重要的事情是，人找到居留到存在的真理中去的处所。这个居留才容许有可维护的东西的经验。存在的真理赠送一切行为的支点。“支点”在我们的语言中的意思是“守护”。存在就是这种守护；存在的真理使生存在语言中住家，而这种守护就如此这般地把在自己的生存的本质中的人守护到存在的真理中去。因此语言特别是存在的家而且是人的本质的住家之所。只因为语言是人的本质的住家之所，历史上的人类与人们就可以在他们的语言中并不在家，以致他们把语言变成了他们的阴谋之窝。
但存在的思对理论的与实践的行为又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呢？存在的思超过一切思考，因为存在的思所关心的是光明，而希腊文的理论这个字本有看的意思的这种看在此种光明中才能停留与活动。当思把自己说存在的说放到语言中去作为放在生存的住家之所的时候，思注视着存在的澄明。所以思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同时超过一切实践的行为。思突出于行动与制造之上，并不是靠一种功劳的伟大性也不是靠一种作用的成果来突出的，而是靠它的毫无成就的完成工作之渺小来突出的。
在此用的“形诸语言”的讲法现在要完全照着字面来掌握。存在恬然澄明地来到语言。存在总是在来到语言的途中。这个来到的东西把生存着的思从它那方面在它的说中形诸语言。于是这个语言本身被举入存在的澄明中，于是语言才以那种十分神秘而却完全支配着我们的方式存在。当如此充实了本质的语言有历史性地存在着的时候，存在就被保持到思念中去了。生存一面思一面就住着存在的家。在这一切中，事情是这样，仿佛通过思着的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刚才在我们面前却已出现过一个思的这种朴实的行为的例子。当我们特意思着“形诸语言”这个说明语言的讲法，只思着这个而不思其他任何东西的时候，当我们把此所思作为将来总有待于思的东西保持在说的注意中的时候，我们已把存在的某种成为本质的东西形诸语言了。
在存在的思身上的使人惊异的东西是简单的东西。恰恰是这个东西使我们不与思接触。因为我们寻找在“哲学”的名义下有其世界历史性的威望的这个思，是在未习以为常的东西的形态中去找，而这种未习以为常的东西是只有得道者才能接触到的。我们是按照科学认识的方式以及科学认识的研究活动的方式来设想这种思的。我们是就实践的十分动人而又极其成功的成就来衡量行为的。但思的行为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而是这两种活动方式的结合。
存在的思由于其简单的本质而使自身难于被我们认知了。然而如果我们和这个简单东西的未习以为常的东西娴熟了，那么立即就有另外一种急迫之情侵袭我们。疑心又会生起，这种存在的思会陷入任意作为之境吧；因为这种思是不能执著在存在者身上的。这种思从什么地方取得它的尺度呢？它的行为的规律是什么呢？
在此不能不听一听您的信中的第三个问题：entsanverl'elementd'aveetouterechersfairedelaphilosophieuuriere？（如何保全容许一切探寻的冒险的因素而又不至于使哲学成为简单的冒险？）只在路过的时候才在现在来提到诗的创作。诗的创作和思一样以同一方式面对着同一问题。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讲的一句几乎未被深思过的话仍然还适用，他说作诗比存在者的探究更真。
但思不仅作为探寻与深问入未被思者中时是一种冒险。思在其本质中作为存在的思是存在所需要的。思和作为到达者的存在发生关系。思被联系到存在的到达中去，被联系到作为到达的存在中去了。存在已把自身送达思中。存在作为思的天命而存在。但天命是自有历史性的。天命的历史已在思想家们的说中形成语言了。
把存在作为真理的天命来说，而要说得适合天命，这是思的第一规律，此第一规律并非逻辑的诸规则，逻辑的诸规则要从存在的规律才能变成规则。注意思着的说之适合天命的东西，这就不仅包括这件事：我们每一次都要深思要说存在的什么以及要如何说存在。同样重要的是仍然要细思，是否可以说此有待于思的东西，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在存在的历史的什么时刻可以说，在什么对话里可以说，从什么需要可以说。前一封信提到的那三样东西，从存在的历史的思之适合天命的情况中的规律看来，是确定要相属相需的：悟的严格，说的细心，字的节约。
现在是人们切忌把哲学估计过高因而对哲学要求过高的时候了。在现在的世界灾难中必需的是：少谈些哲学，多注意去思；少写些文章，多保护文字。
将来的思不再是哲学了，因为将来的思思得比形而上学更原始些，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将来的思也不会再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放弃“爱智”这个名称而自身变成绝对的知这样形态的智慧。这个思正下降到它的前行的本质的赤贫状态中去。这个思正凝聚语言以成简单的说。语言是存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这个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这些沟比农夫用缓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那些沟还更不显眼。
（熊伟译）
[1]选自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这个德文字本来的写法是Lebewesen，意为“生物”，海德格尔故意写为Lebe—Wesen，意即“生的本质”了，但他在此是用双关之义。——译注
[3]参看《伊斯特尔河》以及《漫游》第3章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