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到皮尔士：对先验逻辑的指号学改造[1]
一、现代“科学逻辑”的先验维度
如果把康德的作为一种科学逻辑的《纯粹理性批判》与现代“科学逻辑”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最深刻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一种“意识分析”，后者则是一种“语言分析”。
康德力图阐明科学的客观有效性，为此他实际上是用先验逻辑取代了由洛克和休谟发展出来的知识心理学，但是他的探究方法仍然与作为意识之“极点”的“意识的综合统一”相关联。而且根据这一先行概念，康德提出了他的先天综合法则，即关于诸如直观、想象、知性和理性等心理能力的功能法则，以取代休谟的心理学联想法则。
这与现代“科学逻辑”是大相径庭的。现代“科学逻辑”不仅对心理能力不置一词，而且连作为科学知识之主体（与科学客体相对立）的意识问题也几乎不在它的讨论之列。用以取代康德先验逻辑的这些必需成分的，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形式逻辑的更新形式（即数理逻辑），更准确地看来，乃是关于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
作为语义结构的科学语言为那些先天法则提供了新的主体；“就事物形成一个受规律支配的情境而言”，这些法则规定着对事物的描述和解释的可能形式。这样一来，康德关于科学知识对任何意识而言的客观有效性问题，就由现代科学逻辑通过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把它解决了；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将保证科学假设或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和可证实性（可确证性）。
康德的意识，即科学知识的先验主体，在现代科学逻辑中的遭遇如何——如果我们这样发问，那么，对认识论的那种句法—语义学重构的历史意义就一目了然了。正统的回答可能是：我们不再需要先验主体这一假定了。就作为科学主体的人的问题而言，主体可以被还原为一个科学客体，也即还原为行为科学这门人类科学的客体；另一方面，就科学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之逻辑条件问题而言，康德的主体的先验功能可以为科学语言的逻辑所代替：语言逻辑和对命题或命题系统的经验证实一起，取代了康德关于客观经验的先验逻辑。
然而，在我看来，现代科学逻辑的上述正统观点，并没有切中它所面对的真正问题；这种观点所蕴含的一种唯心论因素掩盖了现代科学逻辑的原始纲领即逻辑经验主义纲领的缺陷。只要我们有望用关于一种所谓的事物语言或事实语言的句法和语义学来保证经验科学的可能有效性的主体间性，就可以认真推广用科学语言的逻辑来替代知识主体的先验功能。正是这一点促使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必须把“语言逻辑”看做是“先验的”——这显然是针对康德而提的，并且认为在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科学知识的主体即是作为世界之界限的语言的功能。
然而同时，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逻辑一致性，还是科学的经验可检验性，均不能为关于一种事物语言或事实语言的逻辑句法和语义学所保证。这就表明，有必要在以下两处引进作为科学命题之可能性和有效性条件的所谓语用学维度也即指号解释的维度。
1。两个困境之一是著名的证实问题，在这里人们必然要把重构起来的科学语言与可观察的事实相联系。很显然，恰恰由于语言分析这一形式，现代科学语言不能用纯粹的事实，而只能用所谓基本命题来证实科学的理论或假设。但是为了给基本命题本身提供有效性，人们需要科学家们的一个主体间沟通。这些科学家是科学命题的实用解释者；就他们不可能完全被还原为经验科学的客体而言，他们也就是科学的主体。
再者，根据逻辑语义学来看，这一主体间沟通的语言不能与逻辑上重构的科学语言相等同；相反，它必定在实践上与尚未被形式化的语言相符合。经验科学家与语义结构的设计者为了传达科学语言的实用解释，必然需要这种尚未被形式化的语言。
2。通过上面这一番考察，我们也就暗示出第二点，也是更为基本的一点，即用科学语言的句法或语义规则来取代认识论主体之先验功能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一种形式化的科学语言恰恰不能利用语言或世界的某一假定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按前期维特根斯坦看来乃是先验的。这种形式化的科学语言必须被当做一种约定结构由科学家来采用并证实其合理性，科学家能够而且必须用一种元语言来为这一约定结构提供一种实用解释。
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表明，不能像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把指号功能的语用学维度——它由查尔斯·莫里斯引入现代科学逻辑——归结为经验心理学的课题。这一语用学维度倒可以被看做是在指号学上对康德所假定的统觉之先验综合的模拟。康德作为一个意识分析者，必须假定一个认识论的前提，即通过认知必须达到某种诸如意识的综合统一之类的东西；同样，现代科学逻辑学家从语言分析的指号学基础出发也能够假定——或者说应当假定——通过指号解释的方式必定可以达到某个关于世界的主体间解释的统一体之类的东西。
现代分析哲学的拥护者或许会反驳说，现代科学逻辑与康德的逻辑的区别恰恰在于，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假定一个世界解释的先验统一体，而必须满足于一个由专家作出的关于科学命题解释的“批判的约定论”。我想，波普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卡尔纳普也许会一致地提出这一反驳意见。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个准康德的观点出发，给予上面的反驳意见以如下回答：与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约定论相对立的批判的约定论或许无意于把知识归约为纯粹的约定，它只是想以保留可错论来区别专家的特设性约定和关于科学命题之有效性的主体间的绝对一致；但这就意味着，获得正确理解的批判的约定论非但没有撇开而倒是预设了一个绝对的主体间解释统一体的假定（一个规整性）观念。
也许，上述关于现代分析的“科学逻辑”情形的批评性评论能够使你确信，通过语用学特别是通过蕴含在语用学中的主体间解释问题，这门学科便被引回到康德式的“先验哲学”。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但愿你不会忽略，我以上评论所提出的道路并没有回溯到历史上的康德那里，甚至也没有回溯到19世纪的新康德主义那里，而是回到对先验哲学的语言分析或指号学改造上去了。
二、皮尔士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指号学改造
我们刚刚概略地勾勒出来的纲要，实际上已由一位与德国新康德主义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予以详尽阐发了，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位美国哲学家就是查尔斯·S·皮尔士，我们现在不妨把他称为美国哲学的康德。皮尔士开创了三维指号学，作为他的“探究逻辑”的三合一的基础；这种三维指号学后来由查尔斯·莫里斯引入到现代“科学逻辑”之中。皮尔士的“探究逻辑”从一开始——从1867年推演出“新范畴表”开始——就是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批判的重建（在建立一个等价物的意义上）。
限于篇幅，我不能在此详尽阐发我对皮尔士哲学的解释。但是我想说明我的主要论点，这就是：我们可以把皮尔士的哲学探究理解为对康德先验逻辑的一个指号学改造。我下面将在对几位以研究康德和皮尔士之关系而著称的哲学家的评论中来展开这一论点。
肯普斯基最早认真地分析了皮尔士与康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分析见于其著作《C。S。皮尔士与实用主义》（1952）。肯普斯基向我们表明，皮尔士在1892年就已经成功地从对命题函项的一元、二元、多元的分类中推演出他的三个普遍范畴（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用这种方式他就做了类似于康德从判断表进行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那样的工作。然而肯普斯基认为，皮尔士的形而上学演绎可以说是悬空之物，因为他并没有相应地从“极点”，即从统觉的先验综合来进行范畴的先验演绎。肯普斯基认为，康德的“极点”对皮尔士来说是“神秘的先验论”，因而皮尔士不能理解康德的首要问题，更谈不上解决它了。于是，皮尔士就不可能实现从“逻辑形式”到经验范畴的转变，最后不得已放弃了康德式的探究而代之以对范畴的现象学发现和对范畴进行归纳证实的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由此，本来是个局外人的皮尔士就俨然进入了新康德主义阵营，或者毋宁说，与19世纪末现象学转向对新康德主义的消解挂起钩来了。
不可否认，肯普斯基的分析获得了许多可信的东西。他不仅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比较，而且也阐发了皮尔士的后期哲学（特别是，他的分析把现象学或现象形式分析确立为第一哲学）和以“客观唯心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宇宙论的先行观念。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皮尔士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早期著作出发，并且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他1902—1903年间对科学的等级分类，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另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即使在这一时期，作为第一哲学的现象学也绝没有取代范畴的逻辑演绎，而只是力图说明范畴在数学关系逻辑（它不属于哲学！）中得到形式演绎之后和在规范的指号学的“探究逻辑”中得到准先验的演绎之前的实际使用。
在这里应该承认，皮尔士没有前后一贯地系统表达他的哲学思想，他所设计的体系的残缺为解释者留下了许多自由发挥的余地。
但还是让我们回到早期皮尔士对康德的改造问题上来。
肯普斯基已经认识到，皮尔士——在肯普斯基看来只是后期皮尔士——发现了一种康德的“极点”的替代物，这就是皮尔士1903年所设想的作为“表达之同义词”并作为其探究逻辑之基础的第三性范畴。肯普斯基看到，在皮尔士的语言中，第三性是对某个解释项而言的以指号为中介的关于某物的表达，它十分类似于康德的在自我意识中的客观的观念统一体。但肯普斯基认为，第三性在皮尔士哲学中仍然是一个具有抽象的逻辑结构的概念，因而不可能起先验逻辑中的“极点”的作用。在肯普斯基看来，皮尔士并没有认识到，“客观知识之可能性的必然性是与（思维着的）自我同一的”，他拒绝了康德关于“自然的最高立法”在于人类理智中的学说。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明显地与上述肯普斯基的说法相反，皮尔士本人要求自己完成“哥白尼式转向”。在1871年他的贝克莱评论文章中，皮尔士在引用了他自己的实在论之后写道：“实际上，康德所谓的哥白尼式转向，准确地讲，乃是从关于实在的唯名论观点到实在论观点的过渡。认为实在对象是由心灵决定的，这一观点乃是康德哲学之本质。而这无非是认为，任何概念和直观都必然地进入到关于某个对象的经验中，它们并不是短暂和偶然的，相反都具有客观有效性……”
而且，与这一关于“哥白尼式转向”的认识完全相一致，皮尔士在1868年和1878年求助于康德关于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借此来回答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为此皮尔士写道：“无论我的经验之真理性如何普遍……却都是与经验之条件难解难分的。”
皮尔士的这些先验哲学的论点又如何能与肯普斯基所引证的皮尔士对“神秘先验论”的拒斥态度相统一呢？
答案是：皮尔士对“先验论”的拒斥并不指向“先验演绎”的“极点”这一观念，而是指向康德所采取的方法的特征。在皮尔士看来，康德的方法是心理主义的和循环论证的。[2]
M。G。墨菲的研究特别向我们表明，皮尔士在长期的康德研究和改造工作中获得了1868年的“新范畴表”，在他看来范畴的先验演绎与形而上学的演绎一样。
至于肯普斯基关于皮尔士对统觉之先验综合的拒斥态度的批评意见，我们可以在皮尔士对康德的指责中发现等价的反驳证据。皮尔士认为康德的方法“并没有表现出那种与给予范畴以有效性的一致性统一体的直接关联”。[3]
皮尔士在其批评文章中所用的短语“一致性统一体”实际上揭示出皮尔士本人在寻求他的“先验演绎”之“极点”时的方向：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自我意识中的客观的观念统一体[4]，而在于那种主体间有效的通过指号对客体的表达的语义学一致性；根据皮尔士的观点，这种一致性只有在指号解释的维度上（后来被G。莫里斯称为语用学）才能被决定。1866年，早期皮尔士这样来刻画他所寻求的一致性统一体：“我们发现，任何判断都受某一个一致性条件的支配：它的诸因素必定能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一致性统一体属于我们所有的判断，因而可以说是属于我们的；或者不如说我们是属于它的，因为它属于全体人类的判断。”[5]
这一早期观点表明，皮尔士所孜孜以求的“一致性统一体”在自我意识的个体统一体，亦即康德的“极点”之外。皮尔士在其1868年的指号学著作《心的理论》中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
意识是一个模糊的术语……有时意识常指“我思”，或者思想中的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无非是一致性，或对一致性的认知。一致性属于每个指号，就它是一个指号而言……无论如何决没有人的什么意识因素不能在词语中找到相应的东西……人使用的词语或指号就是人本身……人这个有机体只是思想的一个工具。而人的同一性在于他的行为和思想的一致性……
由此，皮尔士直接得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个结论导向在一致性解释的指号学统一体意义上的“极点”：“于是，思想的存在依赖于未来的东西；从而它仅只具有一种可能的存在，取决于共同体的未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