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在六年中并没有造成任何同极权主义国家相似的东西。不过，那些认为这驳倒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论点的人，其实忽略了它的主要论点之一：广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变化是一种心理变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变。这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几年，而是大概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想和它对权力的态度，既是它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的起因，也是这种制度的结果。姑且不论其他，这意味着，如果危险在于新的制度和政策会逐步削弱和毁灭精神，那么即使一个强大的政治自由传统，依然是不安全的。如果那种精神能够及时重新肯定自己，人民对于带领他们向着危险的方向越走越远的政党，不仅不一味盲从，而且认识到了危险的性质并果断地改变路线，那么这种后果当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多少理由让人相信，在英国已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英国人民的性格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他们在工党政府统治下，而且是在享受家长制的战时国家的关怀这个更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是很难让人看错的。这些变化不但很容易证明，而且只要生活在那个国家，就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出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从一份有关过度管制对年轻人态度所造成的影响的社会学调查中，引用几段意味深长的话。事实上，它所谈的是工党政府上台之前、这本书问世时的情况，主要讨论了工党政府使其长期化的那些战时管制措施造成的影响：
首先，在这个城市里，人们感到选择的范围正在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学校里，在工作场所，在旅途的往返中，甚至在家庭设施和配备上，许多通常可以从事的活动，不是受到禁止，就是出于命令。建立了称为“公民劝告署”（s'AdviceBureaux）的特殊机构，用多如牛毛的法规左右着手足无措的人们，并对人们仍有可能作出选择的仅存的少数净土发号施令。……（这个城市的青少年）的处境是，不事先想想名言录（thebookofwords），他们连手指头都不敢抬一抬。一个普通的城市青年对一个普通工作日所作的时间安排表明，他把自己醒来后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各种活动上，而这些活动都是出自他既没有参与制定，也很难理解其意图，并且对其是否恰当也无从判断的命令……城市青年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严格的管束这种论断下得过于匆忙。已经快到了应当说他正在过分管束下受苦的地步了……他观察自己的父母和兄姐，他发现他们也像他本人一样受制于清规戒律。他看到他们已经很适应那种状态，他们很少主动筹划或实行任何新的社会行动或事业。因此他看不到有这样的未来，可以让强烈的责任心服务于他本人或他人……（这些年轻人）对那些来自外界的、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管束只好忍气吞声，而只要没了纪律，他们便会尽量完全逃避这种管束。[10]
担心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一代人不太可能扔掉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枷锁，这是杞人忧天吗？抑或这些描述是否完全证实了托克维尔关于“新的奴役形式”的预言：
在成功地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处在它的强大控制之下、可以随意对其进行塑造之后，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便会把它的手伸向全社会。它用一张复杂、细密、统一的规则之网将社会罩住，使最具创造力的头脑和最有朝气的人也绝无出人头地的可能。人的意志并没有受到桎梏，而是被软化了，变得卑躬顺从；人们的行动很少受到强制，但他们在行动时总是受到阻碍。这样的权力并未摧毁什么，但它阻碍着生活；它没有变成暴政，但它限制人民，使他们变得萎靡不振，心灰意懒，糊里糊涂，直到每个民族都退化为一群胆小而勤劳的动物，政府则是它们的牧主。——我总是在想，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有序、温和而文雅的奴役方式，可能比一般的想象更容易与自由的外表结合在一起，甚至有可能打着人民主权的幌子建立起来。[11]
托克维尔没有考虑到的是，当任何无赖团伙能够无视政治生活的传统准则，不受限制地轻易保住自己的权力时，这样的统治还能在一个仁慈的专制者手中维持多久。
大概我还应当提醒读者，我从来没有指责社会主义政党是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极权主义统治，或者怀疑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曾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我在这本书中想要证明的，并且英国的经验使我更为坚信不移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计划所引起的难以预料但又不可避免的后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再贯彻这种政策，肯定会让极权主义势力得手。我明确强调，“要想实行社会主义，肯定要采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并不赞同的方式”，我又补充说，在这件事上，“旧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他们的民主理想的阻拦”，“他们不具备贯彻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必需的残忍”。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下，恐怕有人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即这种阻力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会变得比25年前在他们的德国社会主义同道中间更为软弱，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可供参照的时代，在同样艰难甚至更为艰难的经济条件下，也从未像英国工党政府那样接近极权主义的计划。
由于这里无法对这些政策详加评论，我只想引用其他一些较少有先入之见之嫌的观察家所作的综合判断。事实上，一些最愤怒的判断是来自不久前还是工党成员的人。
最严重的发展是专断的行政性强制手段的增长，以及英国自由的可贵基础，即依法治国，正是由于该书第六章所讨论的理由而逐渐遭到破坏。当然，这个过程在上一届工党政府上台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并因战争而加剧。但是在工党政府治下经济计划的尝试所达到的地步，已经让人怀疑是否还能说在英国仍然实行依法治国。早在25年前，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对英国发出的“新专制主义”的警告，就像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所说的，已经不仅是一种危险，而是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了。[12]
这种专制主义，是由一批心地十分善良而诚实的官僚实行的，他们真诚地相信那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然而这是一种十分专断的统治，它实际上摆脱了议会的有效控制；它的机制除了用于现在这些有益的目的外，也可以有效地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怀疑最近有位著名法学家在对这些趋势作了细致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否还算是夸大其词：“在今天的英国，我们正生活在独裁制度的边缘。转变将是容易而顺利的，能够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由于今天的政府拥有的权力的完备性，对它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制约，比如一部成文宪法的条款或存在一个有效的第二内阁（seber），使得在这个方向上已采取了这样多的步骤，与此比较起来，有待采取的步骤已算不上什么。”[13]
关于对英国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后果进行的更为详尽的分析，我所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向读者推荐朱克斯（JohnJewkes）教授的《计划的考验》一书。就我所知，这本书中的讨论，是从一般性角度对这种现象的具体事例所作的最出色的讨论。它比我这里所能作的补充更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它所总结出的教训，其意义绝不限于英国。
即使再有一届工党政府在英国上台，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恢复大规模的国有化和计划实验。但是在英国就像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系统的社会主义进攻的失败，不过是让为维护自由而忧虑的人士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对我们的抱负加以反省，摒弃社会主义遗产中所有那些威胁着自由社会的成分。对我们的社会目标观念不作这样的修改，我们很可能还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而明目张胆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会让我们的步伐更快一点而已。
（冯克利译）
[1]选自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英国的左派观点对这本书的批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大概是BarbaraWootton夫人大度而直率的专著Freed（LeAllen＆Unwin，1946）。在美国，此书常常作为一本有效地驳倒了我的论点的著作而被加以引用，虽然我禁不住有一种感觉，肯定不止一个读者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从实质上说，它好像证实了哈耶克的论点。”
[3]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人已同意把它推荐给这三家公司之一，它没有出版看来不是因为对它的成功有什么怀疑，而是出于“一家有威望的出版社不适合出版”此书这种政治偏见（这句出自威廉·米勒之口的话，见W。T。Couch，“TheSaintedBookBurheFreeman，April1955，p。423；以及WilliamMiller，TheBookIndustry：AReportofthePublicLibraryInquiryoftheSoceResearbiaUyPress，1949，p。12）。
[4]这丝毫不是因为《读者文摘》发表了该书的缩写本，不过我还是要向这份杂志的编辑表达我的尊敬，他们在做这件事时没有我的协助，却表现出一种极其高超的技巧。把复杂的论证压缩得与原有长度相比所剩无几，难免会造成一定的简单化，但是能够做到没有歪曲原意，甚至做得比我亲自动手还好，这的确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5]如果谁想看看当代学术讨论中几乎绝无仅有的野蛮和谩骂的典范，我建议他读一下HermanFiner教授的RoadtoRea，Boston，LittleBrown＆Co。，1945。
[6]其中作用最大的无疑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曾在1944年4月9日的《观察家报》上对《通往奴役之路》作过友善的评论。
[7]IndividualismandEico，1948．
[8]Theter-revolutionofScoe，1952．
[9]我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纲要，以四篇演讲的形式由埃及国家银行出版：ThePoliticalIdealoftheRuleofLaw（Cairo，1955）。完整的版本于1960年出版，题目是《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译注）。
[10]J。Bames，YouthServiEnglandty：ARepee'sJubileeTrust（London，1945）．
[11]A。deTocqueville，DemoAmerica，PartⅡ，BookⅣ，Chap。vi。整个这一章都应当读一下，借此可以认识到，托克维尔在预测现代福利国家造成的心理后果上眼光是多么犀利。一个巧合是，托克维尔经常提到的“新的奴役”（“theude”）提示了我这本书的书名。
[12]见1954年6月19日这一期一篇讨论《关于农业大臣就科里谢尔市的土地支配发出公开质询的报告》（Cmd，9176，London：H。M。StationeryOffice，1954）的文章，它值得对计划官僚心理学感兴趣的所有人作十分仔细的研究。
[13]G。W。Keeton，ThePassingofParliament，London，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