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里由“人民”表达的含义是同传统叙事知识的观念完全不同的。如我们所见，新含义要求确立评议机制，它无须积累进程，也不自命具有普遍意义。这些实际上都是科学知识的操作成分。因而可以毫不奇怪地认为，用“人民”论证的合法化新程序的表征概念必将与此同时积极卷入对人民的传统知识的摧毁。单从少数种族或潜在的分离运动最终免不了传播蒙昧主义这一角度看，上述摧毁是在进行中。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必要地抽象化了的人民主体的现实存在（它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特别地依照知识主体的范式建立起来），有赖于专门立法机构的动作：那个主体被假定在其中行使评议和决定权，而这又包容集中了国家全部或部分的意见。于是国家问题从此便同科学知识的问题密不可分了。
然而也很明显的是，这一相互纠结是多方面的。“人民”（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尤其是他们的政治机构，并不满足于认知——他们要的是立法。就是说，他们制定具有规范地位的命令。因此他们发挥的语言资质不但有关指示性陈述（它专司真理的择定），而且包括命令性陈述，后者自命有权判断正义。如前所述，叙事知识的特征及我们对它了解的基础，正是在于它结合了上述两种语言资质，不用说它拥有的其他资质了。
我们所讨论的合法化模式（它将叙事作为知识合法性重新引入其中），因此而能够循着两条途径发展，看它分别代表的是认知主体还是实用主体，是知识英雄还是自由英雄。由于有了这一选择可能，非但合法化的固有含义产生变动，而且清楚地暴露出叙事本身无法充分地描述合法化意义。
三、非合法化
在当代社会与文化——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以不同的术语加以系统阐述。但无论它应用何种整合模式，也不管它采取的是思辨型叙事或解放型叙事，宏伟叙事总归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质。
叙事的衰落可以被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术与技术科学全面繁荣的结果，这种繁荣导致从行为目的向行为方式的重心转移；叙事的衰落也可以被看做是高度自由化了的资本主义历经30至60年代凯恩斯学说掩护之下的退却而重新设置自身的后果，这一更新消除了共产主义替换方案，并维持了个人的物质享受与各类服务业。
但是按这种逻辑去寻求变化的原因，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注定要失望。就算我们选用上述假设性理论中的某一种，依然需要具体地说明变革趋向之间的相关联系，以及阐释有关思辨型和解放型宏伟叙事日益丧失其统一的合法化力量的原因。
当然可以认为，有关资本主义的更新昌盛，以及技术的转向发展现象，都可能会影响知识本身的状态。但是为了理解当代科学何以能够早在变革之前便遭受到这种影响，我们必须首先找出“非合法化”的起始因素[2]，以及植根于19世纪宏伟叙事中的虚无主义胚胎。
首先，思辨机制与知识之间有一种含混的关系。它表明知识之所以名副其实，仅仅因为它依靠具有合法化作用的第二级话语（即自律性）来引用自己的陈述，借此重复地派生知识（“自我提升”或扬弃过程）。这等于直截了当地说，指示性话语虽立足于一种肯定指谓（如一个生命机体，一项化学性能，一种物理现象，等等），它确实不知道自己以为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实证科学并不是一种知识形式。而思辨专以压制排斥为生。黑格尔式思辨因此而含有对实证知识的某种怀疑，这是黑格尔本人承认的事实。[3]
未能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学就不是科学。如若它用以证明自身合法的话语看上去属于一种前科学的知识形式，或者类似一种“粗俗”话语，那它就会被贬降到最低等级，即意识形态或权力工具的地位。这种贬值不断地发生，只要那些由话语谴责为经验的科学游戏规则被应用于科学本身。
以思辨性陈述为例：“一项科学的陈述，只有当它能够在普遍性发生过程中获得成立时，才可称之为知识。”问题是该陈述本身是否如它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知识呢？那只有看它能否在普遍性发生过程中获得成立了。它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只需要假设这一过程真的存在着。如此的假设，实际上正是思辨性语言游戏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没有它，合法化语言便不再合法；它还将伴随科学一道，头朝下地跌入胡说八道，至少用理想主义的字眼来说是这样。
但如此的假设也能从完全不同的含义上加以理解，这便带领我们趋向后现代文化了：我们可以在不违背前面所持观念的条件下说：这一假设限定了一套人们开展思辨性游戏时必须接受的规则。这番评价首先设想，我们可以承认“实证”科学代表了知识的普遍模式，其次我们将其语言理解为表达某些形式性与公理性预设的工具。这恰好是尼采的所为，尽管他使用了不同术语，以便在当时说明“欧洲虚无主义”从科学的真理需求中产生，却被反过来对抗它自己。
从尼采那里引发出一种洞察性思想，它至少在此方面距离语言游戏概念不远。我们现在拥有了一项非合法化过程，它是由合法化本身的需求所推动的。科学知识的“危机”征兆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增多，但它并非出自于科学偶然的增长发达，后者本身是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相反，它体现了知识合法性原则的内部销蚀。这种销蚀正在思辨性游戏中悄悄进行，而为了放松无所不包的知识巨网以便让每门科学最终定位，思辨游戏实际上对它们放任自流了。
各门科学领地间的传统分界线因此而成为问题——学科规则消失，各科的交叉重叠现象出现了，从中又生成新的学术领域。知识的思辨性等级制度让位给一种看上去像是内在的、平面的研究区域网络，而它们的边界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原有的系科分裂成各式各样的研究所和基金会，大学也随之失掉思辨合法化功能。一旦被剥夺了科研的责任（它已为思辨叙事所窒息），大学便把工作限制在传输被认为是可靠的知识方面，并通过教学保障教师的复制，而不是造就研究者。这正是尼采发现并加以谴责的那种状况。
这种内在的销蚀力量，对于另一种合法化程序，即起源于启蒙运动的解放构想来说，发挥了不亚于它的思辨性话语中的瓦解作用。但在这里它触及了不同的侧面。解放合法化叙事的与众不同特征是它将科学和真理的合法化建立在那些涉及伦理、社会与政治实践的对话者的自治基础上。如我们已见，该合法化形式有着很直接的问题，即含带认知价值的指示性陈述与含带实用价值的命令性陈述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因而属于资质的差异。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如若某个描述真实情景的陈述是真理，那么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命令性陈述（其后果必然是对真实的修饰）就随后代表了公正。
试以一扇关闭的门为例。在“门关着”和“打开门”之间并不存在命题逻辑上的后果联系。两个陈述分别属于用以限定不同资质的两套独立规则。这里，将理性区分为认知的（或理论的）一方和实用的一方，其后果便是攻击科学话语的合法化。对此，只需非直接地揭示出，这只是一种拥有它自己规则的语言游戏（康德所论的知识先决条件已对此提供了最早透露），而这种语言游戏并不具有监督实践性游戏（由此也不应包括美学游戏）的天然权利。因而科学游戏被置于和其他游戏同等的地位。
假如稍稍地对此“非合法化”进行推论，假若相对地扩展它的范围（就像维特根斯坦所做的那样，或者以马丁·布伯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这类思想家的方式），便可开通一条道路去阐明后现代性的一项重要趋势：科学玩它自己的游戏，它不再能证明其他语言游戏合法。比如，命令性游戏即已不受其管辖。然而最关键的是，科学不能够像思辨过去假设的那样来证明自己合法了。
社会主体看来正在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自己。社会制约网是语言性质的，但它并非仅由一根线索织成。它至少是由两种（在现实中数量不限）各自遵循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交织而成。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的语言可看做是一座古城：一片迷蒙中的小街和广场，它们由新旧不齐的房舍组成，不少是经过历代增修的旧房；老城之外环绕着大片新的街区，其间布满笔直整齐的街道和规范统一的建筑。”为了彻底说明这一复合整体论——或者说是知识元话语授权产生的整合理论——无法加以应用，他继而以传统的诡辩推理方式拷问这座语言的“城市”：“在它开始变成一座城市之前需要拥有多少房屋和街道？”
新语言附加于旧语言，这便形成了老城之外的郊区：“化学方程式与微积分的标志说。”35年后我们能在这份清单上加写如下内容：机器语言，游戏理论图谱，音乐标码的新系统，逻辑的非指示性形式坐标系统（时态逻辑、伦理逻辑与形式逻辑），遗传密码语言，音位学结构图示，等等。
对上述分解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悲观的印象：如今无人能够运用所有这些语言，人们也不再拥有普遍通用的元语言，而那项系统-主体工程业已失败，解放目标同科学毫无关系，我们全都陷入这种或那种知识的相对主义之中，渊博的学者变成了科学家，科研任务日益细碎的分割致使无人能够把握全部。思辨或人文哲学被迫放弃了它的合法化职责，这说明为何科学只要一冒称具有如此功能便陷入危机境地，以及为何它被降低到逻辑系统或思想史研究的水平，在那里它才可能现实地出让这种功能。
世纪末的维也纳正是由于这种悲观主义而变成了断奶婴儿：不仅缪塞尔、克劳斯、霍夫曼施塔尔、鲁斯、勋伯格与布洛赫这样的艺术家如此，连马赫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也走上这条道路。他们将有关非合法化的意识及其理论与艺术责任尽可能地加以推进。如今我们可以说这一悼亡过程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重来一遍。维特根斯坦的力量在于他没有选择维也纳学派所发展的实证观念，而是在其语言游戏调查中概要提出了一种不以操作性为基础的合法化思想。这便是后现代世界的全部意义。如今大多数人已失去对于消亡的叙事的眷念。但这不表明他们随后将倒退回野蛮状态。此时拯救他们的是这种认识，即合法化只能产生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与交流冲突活动。对于任何向人们证明现实主义严谨性的信仰，科学都将会“笑歪自己的胡子”。
（赵一凡译）
[1]选自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克劳斯·缪勒曾经使用过“非合法化过程”的说法，参见克劳斯·缪勒：《交流政治家》，16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
[3]“怀疑之路……绝望……和虚无的道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前言里曾以这样的句子描述思辨发展对于自然知识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