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基督教的整个历史中有三个巅峰阶段，用神学语言来说，它们构成了基督教历史的三重启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阶段主要是理智的，并带有一种道德洞见的充分背景；中间这一阶段产生了宗教的动力，它首先是一种生命中道德直觉的展现，并带有一种足够的理智洞见，这种洞见清楚地表达了独一无二的美。这三个阶段以理智的发现——彰显——形而上学的解释这三种形式联结起来，其中发现和彰显在历史上是独立的。
第一个阶段由柏拉图在晚年发表的文字所构成，这些作品表达了他的最终信念：世界的神性要素应被视作是一种说服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强制的主体。这一学说可说是宗教史上最伟大的理智发现。尽管柏拉图没有把这个学说与其他的形而上学理论系统协调起来，但他毕竟清楚地阐述了它。的确，柏拉图在其系统化尝试方面总是屡遭失败，而在展示深刻的形而上学直觉方面，他却每每获得成功——他是一位最伟大的形而上学者，一位最贫乏的系统思想家。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还主张另一种学说，该学说在不同的时代流行过，认为在多元或一元的上帝中，可以看到神的如雷电一般的最终强制力。通过对这种将上帝看做最高强制力的神学观念的形而上学升华，柏拉图的学说转向相信一个最高实体，它是全能的，支配着整个派生的世界。柏拉图在这些不同的神学观念之间摇摆不定，然而，他最终还是毫无保留地阐述了有关神的说服力的学说，通过这一学说，理念对世界发生作用，形成各种进化的形式。
根据基督宗教，第二个阶段是宗教史上最重要的阶段。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基督的生平，基督是上帝本性的启示，是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人。然而关于基督生平的记录是不完整、不协调和不确切的，我没有必要对如何正确地重构那些几乎类似神话的历史事件品头论足，因为这种做法毫无价值和用处，也完全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不容怀疑的是，这些记录曾经唤起大家人性中最美善的因素的回应。圣母、圣子和无遮掩的马槽；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居无定所，非常忘我，但他却带着和平、爱和怜悯的信息；一个承受着苦难和悲伤的人，但在生命的困顿和绝望之处他带给人温存的话语；最终他是以凯旋的姿态战胜了一切。
无须赘言，基督教的力量体现在它的启示行为中，那种柏拉图赋予理论以神圣力量的启示，难道我们对这还有疑虑吗？
第三个阶段是理智。这是形成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早期阶段，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丰学派的思想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只是这些学派对世界思想所作贡献的独创性和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部分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陈述那些传达给圣徒的信仰；实际上，他们正在探寻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答案，尽管他们面对的是这些问题的非常特别的形式。
这些基督教神学家有一个特点，即他们是唯一对柏拉图的基本形而上学学说进行改造的思想家。一点不错，这一阶段的基督教神学是柏拉图式的，但同样正确的是，柏拉图还是基督教异端和基督教神学软弱面的鼻祖。当面对如何表述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与理念（理念世界存在于上帝的沉思本性里）的关系时，柏拉图仅仅一味地用戏剧性的模仿来回答这些问题。柏拉图认为理念包含在神性之中，上帝赋予理念以生命和运动，这样一来，他再来解释世界的时候，他所能发现的只是次级的替代物，而决非原初物。因为，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个次生的第二级的上帝，只是一个画像，或者说是形象；同样，在这个世界寻找理念的时候，他也只能找到模仿。因此，在柏拉图看来，这个世界只是上帝的形象以及对他的理念的模仿，而决不是上帝和理念。
柏拉图有明确的理由来解释在无常的世界与永恒的神性之间的这种差异。虽然他只给出了最无力的解决方案，但他还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的。形而上学要求一种解决方案，它能展现与宇宙的统一性相一致的个体的多元性，能展现需要与上帝统一的世界和需要与世界统一的上帝。正确的学说还要求有一种理解力，理解神性中的各种理念如何由于它们在神性中的地位，而在创造的进程中成为说服的因素。柏拉图把这些上帝的派生物看做是因为上帝的意志而生的，而形而上学则要求上帝与世界的各种关系应当超越于意志的偶然性，它们应当建立在上帝本性与世界本性的必然性之上。
这些问题以非常独特的形式呈现在基督教神学家们面前，他们不得不思考上帝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阿里乌的回答（包括关于派生的形象问题）无疑是属于正统的柏拉图主义的，虽然它是基督教的异端。这个关于上帝本性多元化的回答（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绝对具有神性），包括神性的共同内在性的学说（mutualimmanence）。在此我绝没有任何对这种原始多元性理论的正确性作任何评论的企图，问题要追溯到共同内在性的理论。
另一方面，神学家们也必须建立一种关于基督位格的学说。他们当然拒绝把人类个体与神性个体联系起来的学说（这种学说包含了个人的回应性的模仿）。他们认为上帝是直接内在于基督这个位格中的，他们还认为，上帝也以某种方式直接内在于这个世界。这就是他们关于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的学说。我不打算对他们的具体神学学说（如三位一体的学说）作出任何判断，我认为，他们用一种直接的内在学说取代了柏拉图的次级影像和模仿学说。正因为如此，他们作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发现，他们指出了一种方式：如果要对上帝的说服力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就应当利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
不幸的是，神学家们从未把这一进步转变为一般形而上学。这种挫折的原因在于另一个不幸的预设。上帝的本性可以游离于所有适应现世个体的形而上学范畴之外。上帝的概念是对其原始起源的升华。上帝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同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并无二致，而在道德特征方面更是非常相似。在形而上学的最终升华中，上帝成了一切存在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绝对源泉，因为他自身的存在无需同任何他以外的东西发生关系。上帝是内在完美的。这一观念非常适合柏拉图的派生学说。在发生了许多摇摆之后，关于上帝内在性的最终主张成为早期基督教时代的一些神学家们关于形而上学想象力的杰作。然而，他们关于神的一般概念并没有进一步普遍化。他们没有努力按照他们曾用以解释上帝的形而上学范畴去思考世界观，而且，他们也没有努力按照他们曾运用于世界的形而上学范畴去思考上帝。在他们看来，上帝是显赫的实在，而世界则是派生的实在。上帝对于世界是必要的，而世界对于上帝则是不必要的。在上帝与世界之间存在一条鸿沟。
这条鸿沟最难于逾越的地方在于，人们几乎无法知道鸿沟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直是传统神学中的上帝的命运。只有拉开神秘主义的长长弓弦，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才能从我们的现世中收集起来。同样，绝对的无所不能也有其最大的弱点，这就是它要对每件事情的每个细节都要负责。这个论题的全部内容都由休谟在其著名的关于自然宗教对话里讨论过了。
五
现在，我要指出的是，新教神学把宇宙的解释当做它的基础而发扬光大，这种解释在宇宙的多样性中把握了宇宙的统一性，这是一种表面上的不相容性的调解。然而，这些不相容性并不是一种假设。它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确凿无疑地存在，并要求人们给出解释。今天，在大众眼里的永恒理念的说服性与基督教创始者所理解的说服性并无差异。自然界的强制性生生不息，这种实现了的强制性推动了社会的统一，例如，罗马帝国。这种情况在古罗马时代的确存在过，但到了今天，则似乎成了一个梦寻。大自然变化万千，但又永远存在。各种理念声称自己是永恒的，然而它们仍然星转斗移，宛如火光的闪烁。
在一个表面上以冷漠的强制力的冲突为基础的世界里，哲学化神学的任务就是为文明的肇兴和生命自身的脆弱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解。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个任务而言，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专制暴君的概念依然存在，恩典的学说却一直遭到贬黜，而各种赎罪的理论多半都是不成熟的，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自由神学的缺陷在于，它把自身局限在提供一些微不足道和枯燥乏味的原因，建议人们为什么要以传统的方式继续去做礼拜。
《圣经》的最后一卷解释了各种破坏基督教体制的野蛮因素。这一卷书撇开它所包含的宗教感情不谈，仅就它自身而言，它是富有想象力作品的最佳范例之一，就像詹姆斯国王的《圣经》钦定本所翻译的那样。而且，作为一部历史文献，无论它的渊源来自基督教还是犹太教，它都对理解基督教教义形成过程中的流行思潮的来龙去脉非常重要。总而言之，这卷书非常中肯又栩栩如生地阐述了贯穿在《旧约》和《新约》，甚至在福音书本身中的思想。但是，正如伯利克里的演说是对雅典人的文明理念的一种描述，而人们往往忽略了这层关系；如果我们认为这卷书是为产生宗教感情而写就的——这种观点还是有点让人惊诧。我对其中修辞方法的概括是，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宗教经典的最后一卷——圣约翰的《启示录》，就和修昔底德所记录的伯利克里对雅典人的演讲一样，是用想象性的描述来代替了对神性的其他描述的。实际上，它们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圣约翰从未接受过那种启示，而伯利克里也从未发表过那种演说。
六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待讨论。我想强调下面这点的重要性：在诸多莫衷一是的解释中，宗教思想的领袖们今天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教传统上，尤其是集中在它的历史起源上。就颇为保守的学派而言，这一建议当然是不必要的，而且的确也是不相干的。然而，为什么颇为激进的学派仍然没有完全割断与历史的联系，仍然没有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事件上，这个问题倒是有待讨论的。扼要的答案是：这种完全真诚而不带丝毫闪避地诉诸传统的努力，已经在公众效应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文明是由下面四个因素组成的：（1）行为模式，（2）感情模式，（3）信仰模式，（4）技术。尽管这四种构成因素是互相联系的，但由于第四个因素超出了我们的课题，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可以不予考虑。行为模式的保存或改变最终要取决于感情模式和信仰模式，于是，关注感情和信仰成了宗教的首要任务。
作为所有信仰的共性而言，摧毁感情远比建立感情更为容易。在观念历险的任何一次考察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新观念的无能更令人吃惊的了；这类新观念本身具有强烈而又适当的感情模式。然而数世纪以来，无人理会它们散发出来的深邃洞见，原因不是因为它们太不重要了，而在于当权的势力禁止人们对这类普遍性作出反应。宗教的历史是无数代人寻求深刻观念的历史。有鉴于此，宗教常常比文明更为朴素，而前者是在后者中兴盛起来的。
在人类思想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普遍观念所具有的这种虚弱性，还产生了另外一种结果。即便对于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来说，理解用各种术语表达的观念与用不同例子解释的观念之间的相似，也绝非易事。那些用不同方式表达同一个观念的哲学家揭开了令人沮丧的理智战斗。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如果你想在宗教中以具有深刻普遍性的观念为基础，来开辟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你就必须心甘情愿地等上一千年。各种宗教就像动物的物种：它们不会起源于特殊的创造物。
总之，如果这场关于语词表达的教条化结论是一种错误概念，而关于它产生的争论还有一些真理性的话，那么，把共同的程序模式和各种相似类型的宗教观念结合起来，这种做法还是有益的。这些不同的宗教观念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从而自身就可能产生一些细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学会互相理解、学会爱。
那么，“宗教”难道非得永远是“仇恨”的同义词吗？伟大的宗教社会理念可以成为文明体的共同基础。它以这种方式超越于野蛮力量的暂时冲突，并为自己的洞见作出辩护。
本文的讨论集中在三个巅峰阶段，柏拉图的思想、基督的生平和基督教神学的第一个形成时期。但是，这整整一千两百年的历史，包括传说中的先辈和现代的后继者，都在呼唤着人们来写完这个基督宗教的传奇，这部传奇将整个地与观念的相互作用关联着，体现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层面。宗教精神永远处于被解释、被歪曲和被埋葬的过程中。然而，由于人类不断向文明迈进，因此，宗教精神永垂不朽。
神学的任务是揭示世界如何以某种超越无常事物的东西为根基，如何造成某种永恒之物；尘世是人们实现有限性的一个阶段，我们需要神学表达有限生命中的这种不朽因素。这种因素之所以不朽，乃是因为它那完美的表达适合于我们有限的本性，凭借这种方式，我们将会理解生命如何包含了一种比欢乐或忧伤更深刻的满足模式。
（尚志英译尹大贻朱晓红校）
[1]选自胡景钟、张庆熊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