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文化相对主义及其科学观
文化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毋庸讳言。O。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曾经存在8种文化；A。汤因比认为人类曾经存在23种文化，至少也有20种文化；F。巴格比认为人类曾经存在9种或11种文明（如果把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区别出来的话）；C。奎格利认为人类曾经存在16种文明。虽然学者们并不否认这些文明有生有灭，但他们都承认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在目前仍有活力，就是说这些文明仍有发展的巨大潜能。[1]《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一书的作者查尔斯·汉普登-特纳与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指出：“每种文化背后都有一组隐含的信念假设，生活于该文化下的人通常不会觉察这些假设的存在，因为这些信念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埋藏于潜意识中。”[2]
一、基本概念
据维基词典定义，文化[3]相对主义是一种用个人的文化来诠释人类的信念及活动的原则（Culturalrelativismistheprianindividualhuman’sbeliefsandactivitiesshouldbeuoodintermsofhisorherownculture）。这个原则是由人类学家F。博厄思[4]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确立的，并由他的学生传播开来的（ThispriablishedasaxiomatithropologicalresearzBoasifewdecadesofthe20thdlaterpopularizedbystudents）。博厄思在1887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理念：“……文明不是某种绝对的东西，而是……相对的，而且……我们的理念及观念只有针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来说才是正确的。”（FranzBoas：MuseumsofEthnologyandtheirClassifi，1887，Sce9：589）但博厄思并没有创立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流行起来是在博厄思去世后的1942年，用以综合地表达博厄思所创立的许多思想。直到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Amerithropologist）杂志才第一次使用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5]这个词，但自从这个词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争议，如“强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6]）和“弱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等。
尽管文化相对主义歧义丛生，但毕竟有其共性或核心。赫斯科维茨[7]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8]
我们以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实质在于文化多元主义[9]或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10]。C。W。沃特森是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相对主义的。在他看来，文化相对主义否定文化进化论，因而与建立在文化绝对主义基础之上的精英文化观互相对峙。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11]
二、思想渊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相对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文化观（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或文化绝对主义）的反思。经典进化论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经由单向的单线的历程发展出来的，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推动了人类学学科建立，整合了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演化和人类文化的演化两种研究；继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Tyler）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的发展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也遵循进化的原则；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HenryMan）在《古代社会》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人类社会—文化的进化具体步骤。在这些思想中，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占据重要地位。文化相对主义兴起于理性主义及其“欧洲中心论”遭受质疑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狄尔泰以及新康德主义者从生命哲学、历史哲学等视角论证了提出了文化的相对性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汤因比、本尼迪克特等人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出发，总结并反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工业危机的发生对“西方中心论”的强烈震撼，承认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运动再度确立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但也造成了南北对立、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等难题，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采取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模式。[12]
三、“科学的文化解释”
正如劳斯（J。Rouse）在《理解科学实践——作为哲学纲领的科学文化研究》（UaificPractice：CulturalStudiesofSceasaPhilosram）一文中指出：“实践话题事实上已经成为20世纪晚期哲学、社会理论和科学论研究的主流……这篇论文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界定科学的实践概念的含义，这种含义被StepheeveFuller忽视了。”[13]
在塞蒂纳看来，科学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文化，“这种文化是某种安排和机制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包括近似性、必要性和历史巧合，这种文化在一定的领域内揭示了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文化是创造并确保知识为真的文化，通行全世界的知识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14]。
所谓“科学的文化解释”，按照塞蒂纳的说法：“科学的迷人之处不在于知识的生产，而在于科学的认识机制（epistemiery）——这种机制揭示了现代科学的内部结构，展示了经验研究的不同结构，与这种研究相关的特定仪器本体论的特定结构，以及这种经验研究的不同社会机制的特定结构。换言之，这种研究展现了认识文化的不统一。这种认识文化的不统一导致了科学的不统一。这种研究反对维也纳学派在50年前提出了一个假设，关于科学统一的特定证明。这个假设认为只存在一种知识，只有一种科学，因而也只有一种科学方法，这个假设已经遇到了挑战，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能应用到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对具体历史境况中的角色意义的理解有不同的目的。”[15]
关于科学文化的具体内涵，迈克尔·马尔凯在他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16]中进行了详尽的发挥，具体如下：
第一，科学规范对科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科学规范需要科学家的解释。马尔凯认为，把科学规范看作是研究者在获得他们自己的和他们同行的行为的磋商性意义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更为妥当。因为科学家们能获得多种多样的规范形式，可以用灵活的方式把每一形式应用于个别事例，且总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任何既定的行为。研究者接受一种解释而不是其他解释的程度，是社会互动或社会磋商过程的结果，即成员们交换观点且相互之间试图进行说服、劝说和施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观点可以得到修改、摒弃或加强。虽然到现在为止对科学中的社会磋商研究不多，但看起来很可能是：它的结果受到诸如成员的利益、其学术和专业倾向、成员对有价值信息和研究条件的控制以及成员要求科学权威性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
第二，对科学规范的解释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科学知识是通过磋商过程而确立起来的，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解释而确立的。在这样的磋商中，科学家们使用认识或技术资源；但最终结果还要取决于获得其他类别的社会资源的可能性。那么通过科学磋商所确立的结论就不是对自然界的确定性解释。相反，它们是处于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具体的行为者群体所认为适当的主张。”[17]
第三，科学家主要有两种文化资源：一种是由“科学共同体”提供的，一种是社会大环境所提供的。随着科学共同体的日益扩大，它自身的资源也变得更加丰富。因此，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看起来可能是科学已变得超越了时间，在文化上日益独立。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其他科学亚文化随着化学专业和生命科学专业采用了物理学和数学的成果而提供了解释性的资源。尽管有这种趋势，但仍有可能找到渗透到科学中的外部文化。例如，今天的科学家仍旧运用大量在非科学活动中获得的常识。对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仔细观察表明，他们不断地变换使用高深的术语和日常生活语言。甚至在物理学这一最纯粹的领域中，非正式的推理和争论也广泛地运用从日常话语得来的解释性观点；而且这些话语中不但有关于物理对象的话语，还有关于社会关系的话语。例如，粒子相互“吸引”和“排斥”。它们被“捕获”和“释放”。它们“接受”“压力”。它们“拒绝”和“接受”“信号”。它们“存活”和“衰变”等。当然，非常明显，当这些术语被运用于这样非常的语境时，它们具有了新的含义。然而，它们的含义仍旧与科学家们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习惯运用的含义相似。
第四，当基本的解释性问题被证明用已有的资源解决它们特别困难时，科学家有可能求助于其他文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有可能越过他们自己的共同体而求助于其他相对系统的和相平行的分析体系或求助相关的实践传统。尽管解释性失败看起来在量子力学中和在达尔文理论中都曾出现过，但它并不会一直存在。有机化学中最主要的因素似乎是研究共同体和化学工厂之间的长期存在的关系。这是一个有用的启示，即代表群体利益的外界要求能影响科学家在不管外部文化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在其领域进行研究。而且，文化共同体是由社会团体支持的，文化资源的运动常常通过集体之间的关系而促成。所以，至此马尔凯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受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第五，科学家既需要社会的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我们知道，科学家在研究资金、教育条件和人员等方面，寻求且也获得广泛的和不断的支持，但也要求尽量少地受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从事纯研究活动的主要人员来说。科学被描述为在不断获得确定无疑的事实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故只有科学家能够在以一种没有偏见、没有成见和理性的价值观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时，才能获得这种事实。这些价值观被科学家用这些术语描述，如独立性、情感自律、无偏见、客观性、批判性态度等，这些术语实际上与在传统的社会学分析中所运用的术语是一致的。而且，其相似性并不仅限于这些。因为科学家自己已明确提出，几十年前科学社会学家也这样提出，科学和民主由于寻求共同的价值和它们对科学自主性所要求的共同认识，所以它们完全是相容的。
从马尔凯的思想看，爱丁堡对科学的文化解释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都对科学内部的文化和科学外部的文化进行了区分；第二，不论是科学的外部文化，还是科学的内部文化，他们都把文化当成科学的外生物。
四、“科学的文化多样性”
在《科学的文化多元性》一书中，桑德拉·哈丁以女性主义视角讨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问题。在他看来：“女人和男人以有所不同的方式定位于异质的自然界中；或者换言之，异质的自然界以有所不同的方式被分配到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中。”那么，这种不同方式究竟是什么呢？“人们可以以下面的方式归纳这种知识模式的起源：就女性和男性与不同的物质世界和社会领域规律性相互作用而言，由于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会形成和维持不同的知识模式和无知模式：（1）他们在这些规律性和男女共有的其他规律性中有不同的兴趣；（2）他们与可用的推论资源（隐喻、模型、叙述等）处于不同的关系；（3）他们主张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知识生产；（4）他们在其文化多样而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18]这就是说，女性主义有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女性（以及接受妇女生活观点的男性）以地方性推论传统为思考框架和思考对象，她们还以独特的性别方式对它们进行了发展和修正。这种差异为描述和解释自然规律性提供了重要机会。”[19]
从上述分析出发，哈丁反对科学文化的单一性，主张科学的文化多样性。她说，为了使科学知识得到增长，科学变革必须选择更多的自然秩序模式，而不是仅仅像“一个世界、一种真理和一种科学”的理想（以及一种文化上独特的理想的认知者）可能建议的那样自我封闭。在后库恩时期、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时期的科学研究活跃30多年后，上述理想不可能像广泛理解的那样准确地反映科学史。通过假定多个人类世界、多种真理、多种科学和文化上不同的多种认知者，这些科学研究学派勾勒出为知识增长提供的资源的轮廓。
第一，不同的文化定位于异质自然秩序的不同部分，它们的环境总是地方性的，无论是限制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还是西班牙与加勒比海之间或卡纳维拉尔角与月球之间的航线上。
第二，文化对于可算作其环境的一切都感兴趣；不过即使在“同样的”环境里，它们也往往会出于不同的社会利益而对其周围的世界提出不同的问题。例如，在大西洋岸边，第一个群体对捕鱼感兴趣，第二个喜欢海岸贸易，第三个有志于开发海底石油和矿藏，第四个想在海上往返贩运奴隶、食糖和酒，而第五个则宁愿把海洋作为一个有毒废料的倾倒场所，等等。这种文化上的地方性利益，导致对当地环境的不同知识模式和无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