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STS的新近研究
在科技与社会问题上，不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思想盲点。于是，经过后现代思想的提炼，STS应运而生。对此，本人曾经在《社会建构主义更多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转向STS”为题做过梳理，重复内容不再赘述。
一、文献的增补和重读
从文献看，当年的几篇著述依然具有相当的引证率，如《科学的综合研究读者》（MarioBiagiolli，1999）；《观念、机械和价值——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导论》（StephenH。Cutcliffe，2000）[1]；《科学技术综合研究导论》（SergioSismondo，2004，2010）[2]；希拉·贾撤诺夫等编的《科学技术学手册》（由浙江大学盛晓明教授等翻译，北京理工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但遗漏的如下几部著述：如巴赫斯巴（ies）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种社会学研究》（Sology，ay：ASociologicalApproach，Oxford，BlackwellPub。，2006）[3]；S。雷斯蒂沃（SalRestivo）主编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百科全书》（Sology，ay：AnEncyclopedia，Oxford，NY：OxfordUyPress，2005）[4]；Y。李（YeunggLee）撰写的《是科学-技术-社会还是技术-社会-科学？一种古代技术史的考察》（Sology-SocietyorTeology-Society-Ssightsfromaeology，IionalJournalofSceEdu，v。32n。14，1927~1950，Sep。2010）[5]。
二、对思想历程的订正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一书中，作者曾经概述了STS的发展历程，如希拉·贾撤诺夫等人在《科学技术手册》一书中，对社会建构主义转向STS划分了三个阶段[6]：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多维视野。
与贾撤诺夫不同的是，我们选择了自然主义-“社会转向”-“社会转向后的更多转向”来解释STS的发生过程：
第一阶段：人们往往用自然原因解释科学知识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近代的思想家们大体上都是从“自然状态”推演出社会状态，如洛克、霍布斯以及法国启蒙运动者莫不如此。这几乎成为现代主义的通则。
第二阶段：后现代思潮发现并打破了“自然主义谬误”，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用社会-文化原因来解释科学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布鲁尔的“强纲领”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狭小的研究领域，布鲁尔在1976年的著作达到了非对称哲学的**。作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后继者，布鲁尔将涂尔干主义的社会结构看作是太阳的焦点，并将他所说的‘对称’看成原则，要求我们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不仅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也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失败。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在此之前成功的科学是用自然原因解释的，而失败科学的解释则诉求于社会原因。然而，这种对称原则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BrunoLatour，1999：280）
第三阶段：为了克服布鲁尔所倡导的“强纲领”的不对称，拉图尔主张，对于科学知识的成功与失败，我们要同时重视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幸运的是，由自然和社会这两个要素构成的一维参照框架已经不可避免地失效了：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相对失误中我们已经意识到，致力于占据主体社会维度地位的各种学派对科学解释的一般结构已经没有什么创意。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在自然与社会、事物表达与人事表达之两极的哲学非对称的历史根源（Shapin和Schaffer，1985;Serrs，1987;Latour，1990b）。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BrunoLatour，1999：281）[7]。
这种对STS发展历程的理解基本上是符合思想逻辑的。但当时的理解尚不到位。从当下的理解看，STS的兴起主要是科学主义与社会决定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长期规制人类的文化走向，也就是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种自然主义或客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引起了后现代思潮的抵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社会转向”，这种“社会转向”的思想表现就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接下来就是拉图尔的“社会学转向后的更多转向”。
另外，从经济-社会的实际背景看，STS的兴起与“技术系统”概念和后来的“国家创新体系”观念有密切的关联。[8]“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信息在人员、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流动，知识的流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创新和开发是创新体系中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等行为者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对创新体系的理解有助于找到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关节点，有助于找到在制度和与政府政策相关的系统失灵问题。从国家创新体系看政策就是为了寻求改进在创新体系中的行为者和制度联系的结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同化和吸收技术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9]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就包含了科学、技术、社会以及其他相关要素。
三、重新审视STS的研究纲领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一书中，我们曾经把STS的研究纲领定义为如下几种：建构主义的一枝独秀；思想型与实践型的双峰并立；观念、器物和价值的三足鼎立；四种理论要素的合理重建。
关于建构主义纲领：I。哈金（IanHag）确实说过：“平齐（TrevorPinch）和别克（WiebeBijker）将STS称之为‘社会建构论者’。”[1ioSismondo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观点：“弱的社会建构主义是STS研究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使科学和技术进入到人类、社会和历史视野。”[11]不仅如此，“STS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建构话题扩展的回应。由于科学知识通常被看作是对自然界的简单反映，因此科学家在知识的创造过程中相对作用被低估，有关科学实在是社会建构的诉求就非常重要。结果，STS的建构论者的诉求（STSstructivistclaim）就是有影响的。来自于STS的建构论者的资源在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研究、教育、管理、文化研究甚至会计等领域的明确利用是显而易见的”（SergioSismondo，2004：64）。
但我们新近思考越发证明了当时的这样一种判断：“肯定地说，STS的支持者已经同化了许多解释框架，从极端的决定论到激进的相对主义，从盲目的乐观主义到阴暗的悲观主义。但对于大多数学者和活动家而言，STS被看作是审视科学-技术-社会问题的平台，正如DavidHess所说，STS已经变成了公开讨论重要问题的场所。这就是说，STS并不寻求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一切相关人员提供空间和某种框架来讨论并致力于更民主参与式的解决问题。”[12]
其实，STS的研究纲领是否可以归结为建构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不管怎样说，STS的研究纲领肯定是哲学性的。我们非常认同S。富勒在《哲学、修辞学与科学知识的终结：科学技术综合研究的新开端》（Philosophy，RhetoridtheEndofKnowledge：ANewBeginningforSdTeologyStudies）[13]一书中的基本观点：STS可能消解了独断主义，但并没有消解哲学本身。
关于思想型与实践型的对立：有的学者认为，转向了STS后，社会建构主义分化为思想型和实践型两种模式。JuanIlerbaig在公开出版物《科学、技术和社会课程简讯》中可能是第一次对转向STS后的社会建构主义的亚文化的主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把STS及其社会建构主义区分为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方式是多学科的、理论导向的学者，引领者为欧洲的科学社会学者；另一种方式是交叉学科的、问题导向的教育者，一般为技术哲学家和工程伦理学者所引领。哲学家SteveFuller把JuaS区分称之为追求STS思想建设的“高派教会（天主派教会）和追求STS解决问题的低派教会（福音派教会）”，这个术语经过转化后比较适合于区分STS中的学者。前者适合于那些有学位的人，是具有“学科中心的、学者从事的纲领”；后者是社会活动家支持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纲领。
双峰模式比较切合社会建构主义转向STS在研究纲领方面的嬗变，但是这种双锋模式之间的沟通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这两种模式的评价与抉择，倒是StephenH。Cutcliffe的说法比较中肯。他说：“从这个观点看，STS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超越两种简单化的倾向：一种是学术研究堆积起来的‘高派教会’，如SusaS思想’；另一种是活动者聚集起来的‘低派教会’，特别是被学术探索所忽略的活动论。可以肯定地说，个人可以致力于某一种特定的方式，但从最佳方案和最具有包容性的角度看，STS应该寻求学术研究与政策分析和公共参与的统一。RobinWilliams和DavidEdge建议‘宽教堂’（BroadChurch）的研究……不要陷入极端，而是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14]
近年来，我们跟踪J。艾勒贝格（JuanIlerbaig）的研究进展，发现他的思想正在从双峰模式转向进化论模式，如《置科学于语境：自然史中的科学实践及其文本保存》（SpesasRecords：StificPradReginNaturalHistoryResearch，AmeriArchivist，FallWinter2010，Vol。73，Issue2:463-482）；《自然主义者的观点：美国田野动物学家和进化论综合》（TheView-PointofaNaturalist：AmeriFieldZoologistsaionarySynthesis，1900-1945，In：TransaeriPhilosophicalSociety，200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