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R。奥迪（RobertAudi）在所编著的“TheCambridgeDiaryofPhilosophy”（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些观点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中，在这部书中，库恩认为科学中的观察和方法具有相当的理论依赖性，拥有不同的理论前提或范式的科学家相当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因此库恩提出了一种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负荷理论的方法能够给我们以有关独立于理论的世界的知识）和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坚持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划界）。库恩本人并不愿意承认他的理论所导出的明显的激进社会建构主义的后果，但他的著作已经影响到最近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这种研究的倡导者通常怀有相对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的心理。”[14]
第二，J。格林斯基（JanGolinski）在《制造自然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史》（MakingNaturalKrudtheHistoryofSce）中曾经提到，“我从库恩开始，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查了科学的本质。如我们所见，库恩的书，通过Edinburgh大学的DavidBloor和BarryBarnes的诠释，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这个纲领认为，科学应该像人类其他文化现象那样去研究，不应把只从真假方面研究科学，强纲领引起了哲学家和许多历史学家的争论。这种研究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社会学（或SSK）。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几种有影响的案例研究并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个历史学家产生了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BrunoLatour和Michel发起的‘角色—网络’理论对可选择的社会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15]JanGolinski在这部著作的许多地方都提到库恩的思想对社会建构的影响。[16]
第三，A。库克拉（AndreKukla）在《社会建构主义和科学哲学》（SostrudthePhilosophyofSce）中也认为，较近的时候，社会学家试图将经典的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解释应用到科学的理性内容的研究之中。这个运动的发动者通常被认为是T。库恩（1962）。库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所决定的。按照库恩的观点，这种选择不是被前科学内容而理性地决定的。它是非理性的，抑或反理性的突变。“库恩的分析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解释科学的方便之门：如果理性的思考不能决定范式的选择，到哪里寻找决定范式选择的机制？对科学内容的社会解释的思考可以被很恰当地称之为科学社会学。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把库恩的思想同墨顿的科学社会学区分开来，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将其称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Woolgar1988：41）。不幸的是SSK这个巨大的怪物已经达到历史的顶点。”[17]
[1]〔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第3页。
[2]〔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1页。
[3]〔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第8页。
[4]〔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61页。
[5]〔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59页。
[6]〔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7页。
[7]〔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集》，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16页。
[8]对这5条标准，库恩给予了具体的说明：“我一开始就要问：一种好的科学理论有些什么特征？我从一系列通常回答中挑选出五条来，不是因为这五条可以穷尽一切，而是因为每一条都很重要，而总的又足以从各个方面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第一，理论应当精确：就是说，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第二，理论应当一致，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适合自然界一定方面的公认理论相一致。第三，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于它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第四，与此密切联系，理论应当简单，给现象以秩序，否则现象就成了各自孤立的、一团混乱的。第五——尽管不那么标准，但对于实际的科学判定却特别重要一理论应当产生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就是说，应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知的关系。”〔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315～316页。
[9]〔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北京，哲学研究杂志社，1980年第3期，第18～22页。
[10]〔美〕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20～25页。
[11]IanHag：TheSostruassachusetts：HarvardUyPress，1999：98-99。
[12]〔美〕R。K。墨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8页。
[13]对此，本人有不同看法，参见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超越后现代知识论》，《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14]Robert。Audi（edited）：TheCambridgeDiaryofPhilosophy，Cambridge，NewYeUyPress，1999：855。
[15]JanGolinski：MakingNaturalKrudtheHistoryofSce，Cambridge；NewYeuypress，1998：5。
[16]JanGolinski在该书的另一处也说过类似的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知识社会学受到了‘强纲领’指引，Pig和TrevorPinch等研究者开启了对现代科学案例的研究，这种研究受到了Bloor和Barnes重新解读库恩思想的影响。科学实践被看作是无限的，非决定论的，科学家并不非服从于某现存信念的逻辑导引，也并非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以确定的证据推进他们的理念。相反，他们必须在实践中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与他们个人的亚文化相联系，这些亚文化包含着他们的智力资源、实验技巧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在争论中，这些深藏在科学家内心深处的亚文化被显现出来并形成一定的观念。”SeeJanGolinski：MakingNaturalKrudtheHistoryofSce，Cambridge;NewYeUyPress，1998：27。
[17]AndreKukla：SostrudthePhilosophyofS，NY，Routledge，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