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的“批判本质”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是具有批判本质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主要是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在马克思这里，则是对抽象理性和抽象存在的双重批判，也就是“对现存的一切的无情的批判”。
（一）黑格尔对“抽象理性”的批判
以辩证法重建形而上学，实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这是黑格尔为自己确立的哲学使命；把形而上学变成辩证法，并以辩证法构成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这个哲学使命是以关于概念的逻辑学来完成的。“概念”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主体和实体，也就是黑格尔以概念所达成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形而上学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它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而不是哲学的“终结”——它开启了超越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哲学道路。
关于自己的哲学，黑格尔明确地提出：“我的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25]这就是黑格尔的关于“思存同一”的“真理”的哲学。由此黑格尔提出：“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26]而哲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自己的使命，则在于“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27]。概念是思想的规定性，而思想的规定是关于事物的规定，因此，概念是思想关于事物的规定。这就是概念的思存同一性。超越对“概念”的知性理解，达到对“概念”的“思存同一性”的具体把握，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思维方式。黑格尔正是以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改造形而上学，构成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它的根本特征是以思维（概念）规定感性（事物），在概念中确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这种“基本原理”可以使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得到统一性的解释，或者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的各种具体表现，从而使思维实现其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的自由性”。黑格尔完全赞同这种哲学目标，但他认为，以往的哲学或者是在把各种现象提高到概念里面之后，却又使概念分解为一系列彼此外在的特定的概念，或者是以“实体”概念去统摄各种特殊概念，但却没有自觉到对“基本原理”的追求必须以思维自身为对象，因此都没有实现“全体的自由性”。
黑格尔以辩证法改造形而上学，是通过对构成旧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的批判，以概念的辩证运动实现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把“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统一起来，从而把形而上学构建成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辩证法。这就是黑格尔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这个“合流”的实质，是以概念自身的由“抽象的同一性”（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同一性”（具体的普遍性）的矛盾运动而展现“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把形而上学变成概念辩证法，这是形而上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而是形而上学的“完成”。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出发点是双重的：一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概念是思维和存在同一的规定性；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差别的内在的发生，即概念是在自身的辩证运动中所达到的思存同一性。因此，黑格尔所描述的辩证法，是概念由抽象的同一性逐次地升华（跃迁、飞跃）到具体的同一性的运动过程。这是形而上学作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自己构成自己的辩证法，因而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黑格尔以辩证法构成的形而上学，既是“概念”作为主体和实体所实现的思存同一性与具体普遍性的统一，也是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更是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统一。首先，概念所实现的思存同一性，无论是在抽象的同一性的水平上，还是在具体的同一性的水平上，都只能是一种“普遍性”，而不可能是一种“个别性”。因此，概念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体的同一性的升华（跃迁、飞跃）的过程，也就是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作为名称的思想）到具体的普遍性（作为概念的思想）的运动过程。这是思存的同一性与具体的普遍性的统一过程。
其次，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双重的否定过程：一方面，思想否定自己的抽象性或虚无性，由自在走向自为，获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另一方面，思想又不断地否定自己的作为“正题”和“反题”的各种片面的规定性，在新的逻辑层面重新构建自己的作为“合题”的规定性。这就是概念的肯定与否定、渐进与飞跃的矛盾运动。这是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最后，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运动过程，又是一个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辩证融合过程，是一个普遍理性融入个体理性、个体理性自觉为普遍理性的过程。这是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就是概念作为主体和实体所实现的思存同一性与具体普遍性、全体自由性与环节必然性、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统一的运动过程，即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运动过程。
在哲学史的意义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构成了一种双重的“何以可能”的逻辑；一是“认识何以可能”的逻辑；二是“自由何以可能”的逻辑。就前者说，黑格尔以思存同一性的逻辑先在和思存差别的内在发生为双重前提，把认识的可能性归结为概念的辩证运动，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展现为概念由抽象的同一到具体的同一的运动过程；就后者说，黑格尔以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为双重前提，把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同样归结为概念的辩证运动，即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自在的全体的自由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环节的必然性）的运动过程，这就是“自由”由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运动过程。
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中，“认识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双重逻辑，实现在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运动过程之中，即：个体理性对普遍理性的认同过程，既是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体的同一性的认识过程，又是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自由过程。黑格尔哲学的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认识过程和自由过程，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之所以必须把形而上学改造成辩证法，是因为作为真理的哲学必须是使“心灵深入于这些内容，借它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28]，“引导一个个体使之从它的未受教养的状态变为有知识，这是个任务”，“每个个体，凡是在实质上成了比较高级的精神的，都是走过这样一段历史道路的”，“都必须走过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段”。[29]对此，科尔纽曾深刻地指出：“不幸和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这一思想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基础。”[30]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融入普遍理性，自觉为普遍理性，这才是黑格尔以辩证法改造形而上学、实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流”的“真谛”。
黑格尔所达成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又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它在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揭示了概念——思维规定感性的主体和实体——的内在的矛盾性，迫使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合流，也就是把形而上学变成辩证法；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它在思维规定感性的形而上学传统中，确认了概念（普遍理性）作为唯一的主体和实体的地位，又把辩证法变成了概念形而上学。
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及其所构成的概念形而上学，是黑格尔“在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从直接的理论动机上看，黑格尔自觉到了以市场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之后的“现代性困境”——“普遍理性”的失落所表征的“伦理总体性”的丧失。黑格尔认为，“放弃对真理的知识”，“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31]因此，他力图以“具体的”、“普遍的”理性的辩证法，改造由“抽象理性”所构成的旧形而上学，通过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构成“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从深层的社会根源上看，黑格尔则是以哲学的方式表征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资产阶级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否定”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的“同一性”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根本模式，“概念”成为规范一切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黑格尔的概念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哲学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人们正在受“抽象”的统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存状态。黑格尔与形而上学“合流”的辩证法，正是理论地表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们的社会存在。这表明，统治人们社会生活的抽象存在——资本——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流”的“秘密”。
（二）马克思对“抽象理性”和“抽象存在”的双重批判
在哲学的意义上，黑格尔所实现的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在历史的意义上，黑格尔则是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理论地表征了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这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黑格尔哲学，也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构成了自己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内容、以抽象的存在——资本——为批判对象的辩证法，并以自己的辩证法实现了双重的“终结”：既终结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又终结了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的神话。
在批判黑格尔的出发点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的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即：黑格尔体系的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认为，对“自然”、“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进行“形而上学”地“改装”，这并不是出于黑格尔的“思辨”的“偏好”（与马克思不同，现代的哲学家却往往是从黑格尔的“偏好”去解释和批判黑格尔的“思辨”），而是由于“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透过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致力于批判构成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存在”。
“存在”是一切哲学思考的根本出发点；哲学家如何理解“存在”，他的思考聚焦于怎样的“存在”，则构成区别各种哲学的分水岭。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所有形而上学家，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存在”是作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存在，他们思考的聚焦点是某种构成“思存同一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所谓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同一性哲学”；所谓“形而上学”的“改装”，就是把全部的“存在”（自然、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以思维规定感性的方式“改装”成思维的规定——概念——的自我运动。这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超历史的、非历史的“存在”。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上，马克思以自己所关切的“存在”，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具有“终结”意义的批判。
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32]“历史”成为马克思的“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这在全部哲学史的意义上，标志着马克思“发现”了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从而终结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的“存在”。它构成马克思批判全部“抽象存在”的基本前提。
关于“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3]。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历史”就是“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4]，“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35]。这清楚地表明，“历史”才是马克思所关切的“存在”。
作为“人的活动”的“历史”，它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历史”的存在。由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6]，因此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37]，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38]。马克思说，“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39]人自身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结果”，以自己的活动构成自己的“历史”，以自己的历史构成自身的“存在”。离开人的“历史”，就会把人的“存在”抽象化，把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抽象化。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人们的“现实生活”的根基，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存在”。
马克思的以“劳动”为根基的“现实生活”的存在论，为“否定”的辩证法注入了“存在”的真实内容。这首先就在于：概念的差别的内在发生，或概念的内在否定性，其根源究竟何在？在黑格尔那里，一是根源于思存同一性所内在的差别性；二是根源于个体理性中的个体意识与普遍理性的内在的差别性。因此，黑格尔试图以概念的自己运动来达成二者的统一：一是概念由思存的抽象的同一性上升为思存的具体的同一性；二是概念在自己的运动中实现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融合。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奠基于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人自身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以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以“劳动”的内在矛盾构成“存在”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入手，逐次深入地揭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从而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矛盾的分析聚焦于对“活劳动”与“死劳动”（资本）的矛盾分析，进而揭示出“抽象的存在”——资本——统治和支配一切“具体的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正是由于“抽象存在”统治和支配一切“具体存在”，才构成黑格尔对“自然”、“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进行“形而上学”“改装”的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决不仅仅是批判“抽象理性”的辩证法，而是批判“抽象存在”（资本）的辩证法，是通过这种批判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