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们通过感官，特别是通过触觉和视觉，获得了直接进入那个实在世界的感知途径。
（3）我们语言中的语词，如兔子、树，一般都具有可被理解的清楚意义。由于它们具有这些意义，我们才能够使用它们来指称和谈论实在世界中的真实对象。
（4）我们的陈述为真或为假一般地取决于它们是否与事物本来的样子相符合，也就是取决于是否与世界上的事实相符合。
（5）因果性是世界上的对象之间、事件之间的真实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一种现象成为原因，它引起另一种现象，即结果。[21]
在塞尔看来，这些默认点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是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因而人们或许会把它们理解为常识。但在塞尔看来，默认点和常识是不同的：“虽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但我所称之为默认点的东西乃是比常识更为根本得多的观点。我想，如果你想让别人对你有礼貌，你最好是对他们有礼貌。这就是一个常识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常识对于诸如外部世界的存在或因果性的实在性等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并无任何见解。”[22]也就是说，塞尔不是从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思维出发，而是从严格的哲学思维出发来提出其默认点的理论的。所以，这对人们从熟知走向真知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按照塞尔的看法，普通人安于自然主义思维的习惯，从来不可能对这些默认点提出诘难。由于这样的诘问的缺席，普通人的思维总是停留并满足于自己所熟知的东西，从不对这些东西提出质疑。与此不同的是，哲学家们的使命就是前仆后继地以自己的脑袋去撞击这些默认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史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由哲学家对这些默认点的非难所构成的。这不禁使我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名言：“要想作一个哲学家就必须锻炼得不怕荒谬。”[23]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引申出如下的结论，即从熟知通向真知的唯一的桥梁就是哲学。对于普通人来说，哲学似乎是一门玄虚高妙的学问，因而对它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近年来滋长起来的另一种态度是，无端地对哲学加以羞辱或蔑视，仿佛哲学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谁都有资格高谈哲理。面对这些傲慢的无知者，我们大概也只能像帕斯卡尔一样耸耸肩，发出下面的疑问：“对于既看不起最渺小的事物而又不相信最伟大事物的人，应该怎么办呢？”[24]确实，我们是无法使一个全身瘫痪的人站起来的，而且做这样的尝试也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样的无知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对哲学抱着敬畏之心，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愿意聆听哲学的教诲，追随哲学前进的步伐。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愿意提出下面的忠告：不要让琐碎的事务缠住你的思想，不要让市场经济的喧嚣夺去你的注意力，应当像司芬克斯一样抬起你高傲的头颅，为的是追求正在被遗弃的真理！
[1]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下），6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据说，当“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26岁的多米尼克共和国妇女梅厄正在世贸大厦第一层的餐厅里工作，与她一起工作的41个多米尼克人都遇难了，而她却逃了出来，堪谓“大难不死”。按照常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她有没有得到“后福”呢？不但没有，不幸的是，她死于纽约的另一次空难，即当年11月12日的空难。
[4]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2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恩格斯：《反杜林论》，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黑格尔：《小逻辑》，63～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黑格尔：《小逻辑》，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我们这里引证的黑格尔的这段话，似乎是与我们前面引证的、黑格尔批判康德仍然停留在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中的那段话是矛盾的。其实不然。黑格尔认为，康德颠倒了常识关于主观、客观的观念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随即指出：“但进一步来看，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下，仍然只是主观的。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参见黑格尔：《小逻辑》，1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黑格尔：《小逻辑》，1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黑格尔：《小逻辑》，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谢林对概念思维的怀疑和对直观（即理智的直观）的依赖，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那里得到了某种呼应。虽然康德强调，直观只能是感性的，而理智的直观只能是上帝才有的功能，但实际上，在康德以后，哲学家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总喜欢求助于“理智的直观”，宗教学家就更不用说了。
[1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2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0]有趣的是，季羡林先生在1999年1月31日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应当说谎？》的短文，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真理。但又批评道，只有哲学家才固执地坚持人在一切场合下都不能说谎。季先生这样写道：“我不懂哲学，不喜欢哲学；但是从我的日常经验来说，我总觉得这是哲学家之论，书生之论，秀才之论。”对季先生的这段话，笔者有两点不敢苟同。其一，既然“不懂哲学”，为什么又有理由对哲学家进行批评呢？其二，季先生须知，人有时候不得不说谎这个道理，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中早已提出来了。这表明，季先生对古希腊的典籍读得实在太少。可见，哲学家所持之论并不都是“书生之论”或“秀才之论”，特别是在说谎的问题上即是如此。自称“不懂哲学”而又对哲学横加批评，这难道不是批评的一种悲哀吗？
[21]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9～1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2]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11～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3]罗素：《哲学问题》，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4]帕斯卡尔：《思想录》，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