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譬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者注），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研究。[36]
在1932年才从其遗作中出版的《摘录笔记》——《哲学笔记》，写于1914年至1916年流亡于瑞士期间——中，列宁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了黑格尔。通过努力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历史哲学，列宁在这里一再令人称奇地强调黑格尔与唯物主义的接近。但是与此同时，黑格尔思想的系统统一性和广阔深远性也令列宁叹服不已，从而可能使他暗地里把黑格尔思想视为广泛的唯物辩证世界观的典范。因此，列宁所努力进行的阐释与批判，其重点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不是更加生动、更富现实性但却缺少系统性的《精神现象学》（它曾经给马克思带来了极为丰硕的思想启发），也就不足为奇了。列宁适逢评论《逻辑学》之际（继黑格尔之后）赋予“逻辑”（普遍的范畴学说）这个概念的、在唯物主义意义上被重新阐释的定义，竟然出现在了所有的苏联教科书中，并被视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者整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
列宁写道：“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37]
所以，与黑格尔一样，列宁也没有把逻辑视为纯粹的关于主观思维规律的学说，而是把它视为一切自然事物与精神事物的发展和运动的规律，视为客观物质世界的秩序和运动的规律以及主观意识形式的规律。但是，虽然黑格尔试图从支配一切现实的理性（Logos）统一性来解释思维和存在秩序的同一和运动，但在唯物主义者列宁那里（就像早在恩格斯那里一样），世界的统一性却表现为它以自身的“物质性”为中介。列宁没有意识到，这里仅仅存在着一种术语上的对立。
第二，列宁趋向黑格尔的限度，能够通过以下说明而简略地勾勒出来：
a。在一切强调意识要素的地方，列宁都没有认识到去阐释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向集体行动的转变。他并没有把有意识的革命行动理解为一切劳动者的已然变得彻底透明的社会行动，而是理解为列宁主义精英政党的领导行为。不是作为集体主体的无产阶级，而是他们的睿智领导人、他们的政党，表现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缔造者。虽然青年马克思似乎只想把意识（哲学）的火花抛到无产阶级中，以便使他们能够达到对其处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自我意识，进而能够实现“革命实践”，但列宁却在考茨基所做的某个表述之后[38]断言了领导组织——它领导和指挥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大众——的必然持久性（无论如何都会延续很长一段时期）。
即便人们现在不想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唯心主义地”阐释成本质同一的关系，这种关系也不能被辩证地、具体地理解为充满张力的关系，因为它对党的绝对领导要求提出质疑。于是，人们就得到了事实上为列宁所代表的机械论的解释。按照这一解释，一切行动都以党中央为出发点，并且借助于“传送带”和“杠杆”传输给大众。
当这些传送带发挥作用时，那些与党这一精英组织——它首先包括“职业革命者”——相对立的大型组织，譬如工会、合作社、体育协会等，则是向整个无产阶级开放的。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这一关于党和无产阶级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评。[39]
在为罗莎·卢森堡的关于十月革命的遗作所撰写的导言中，保尔·列维（PaulLevi）坚决地强调了列宁构想的非辩证特征：
对列宁而言，无产阶级显然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牵引者”，另一部分是“被牵引者”，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系——正如牵引的图示或经常被使用的“杠杆”图示所表明的——是从机械学领域中得出的。[40]
b。但是，当政党——而不再是无产阶级——成为了决定性的历史变革主体时，社会历史总体也就不能像在马克思那里一样，被理解成为一个力求达到自我意识并通过意识的形成而达到革命实践的统一体。毋宁说，正像在上述的第二国际思想家那里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客观的（只涉及对象，而不涉及我们自身！）科学，如果行动想卓有成效，就必须遵循这一科学。因此，在列宁不能引用“经典文献”，而是必须“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这些术语普遍地源于技术思想，也就绝非偶然了。
c。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理论（像其他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一样，它分析了外在于人的意识且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流动消逝的事件）的观点出发，就得出了列宁所阐发的认识论。正是由于其素朴的、实在的反映论，列宁不仅远远背离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而且也落后于康德的批判立场。列宁认为，意识“反映”客观的、在意识之外存在的物质存在，并且能够实现这种反映，因为它本身就是“物质的”。对他来说，康德的认识论——它恰恰想为牛顿物理学的普遍有效性这一要求奠定基础——是“不可知的”。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样，列宁声称，“自在之物”被实验的、工业的“实践”所驳倒。[41]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正确地理解由我们自身所创造的、富有意识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自然发展进程的原则区别，列宁也没能认识到，与外在于人的自然不同，历史的世界受到另一种关于意识与行动的关系的支配。尽管自然总是仅仅在其因果结构中被我们片面地、孤立地理解，但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那源自于黑格尔遗产的信念、借助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爆发，而在整体上理解由我们所创造的文化（以及表现在文化中的社会历史事件），同时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意义。[42]
这种对整体的把握以及对其意义的理解，仅仅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因此对列宁来说，虽然认识过程是“逐步接近绝对真理”，但他却从未能够认识这个真理的总体，这实际上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情形。趋近真理的无限过程取代了对整体的恰当的认识。
但是，列宁也“令人担忧地”使反映论趋近于唯心主义。如果我们不停留于作为客观存在适当反映的“感性确定性”，那么“通过概念表达的自然规律”必定比感觉“更深刻地反映”现实：
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43]
虽然黑格尔在精神的运动中消解了一切现实，但是马克思却相信，他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集体行动中为人类世界找到了绝对者。列宁则通过把我们的意识在（永无止境的）进程中不断趋近的（精神的）自然规律理解为现实的“最深层次”，而远远地落后于这二者。
随着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阐释达到了迄今为止很少再能达到的巅峰。卢卡奇这部著作的核心问题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体系中的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和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44]在该书的前言中，卢卡奇本人注意到：
如果不对辩证法的创始人，不对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进行更为切近的研究，那么探讨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问题则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提出的谨防像对待一条“死狗”那样对待黑格尔的告诫，甚至对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徒劳无益的……在那里，马克思一再尖锐地强调了这个问题。譬如，他是这样来写狄慈根的：“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正是他的不幸。”（1868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在另外一封信（1868年1月11日）中则写道：“德国的先生们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马克思强调，再次浏览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加工的方法上帮了他“很大的忙”（1858年1月14日）。但是，这并不取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语文学层面；也不取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之于他的方法所具有的意义持什么样的观点；而是取决于这个方法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这本书中，关于黑格尔对思想家马克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传记证明，少于有关黑格尔以充分的意识而首次阐发的辩证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具有的实际重要性的论述。在那里，卢卡奇不仅假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在结构上涉及同样的内容，而且他还运用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对此加以证明。虽然卢卡奇1948年出版的关于黑格尔的著作[45]不再以1923年的黑格尔化的立场为基础，但它却意味着对当时早已阐发的观点的补充，即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一样，都源自于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抗进行阐释的尝试，就这点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能够在黑格尔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在一种新的（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上与黑格尔相联系。[46]
重要的是，卢卡奇仅仅把人类历史——而不是自然的发展——视为辩证法的真正的“运用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适用范围。他的出发点是介于自然领域中的单个的、可以辩证地阐释的联系与人类社会中完全辩证的整体联系之间的根本差别。正是通过指出，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中逾越了辩证法的合法的应用范围，卢卡奇解释了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所持有的一些观点的荒谬性与古怪性。把辩证法限定于社会和历史中，也使得卢卡奇有可能看到介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性”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之间的本质差别。虽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理论家和晚些时候的所有苏联意识形态家（如考茨基、希法亭、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等）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学说，这一学说与自然科学理论完全类似，只不过通过它的另一种对象（及其绝对不能被忽略的独特性质）而与自然科学理论区别开来；但是，卢卡奇则依然忠实于马克思最初的构想，他也把自然科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技术视为社会历史整体的为历史所决定、有待于被辩证的历史理论所阐释的要素。
结果是，自然科学思想、技术思想与哲学意识一样，也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
这并不……涉及，从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得出技术，并赋予技术相对于经济结构的独立存在在事实上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47]
但是，把自然科学思想和技术思想从历史进程的现实辩证法整体中抽取出来，不仅是布哈林，同样也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思想家时至今日依然保留的鲜明特征。卢卡奇认为，布哈林忽略了自然与社会之间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在自然中可以揭示出规律；相反，在历史中只能揭示出发展趋势。自然科学能够证明某些过程的必然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察仅仅能够证明某一革命过程的客观可能性（继马克斯·韦伯之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了这个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坚持下面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即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历史进程的具体辩证法的学说，而不是像自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以来所普遍流行的那样，把它看作一个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学说。他相信，布哈林还是站在“直观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因为他“没有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自然科学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未加考虑地、非批判地、非历史地、非辩证地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对社会的认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