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首先是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及其真实意义的评价问题。按照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理解，“不管是古典形式还是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其驱动都在于力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使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多样性能够在这个框架内依据某些普遍原理而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77]。这种“形而上学”思想的根源是在于，“为了概念的明晰性和体系的一致性而进行哲学分析的强烈愿望太根深蒂固了……存在着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78]。形而上学的生存论根源表明，人类的形而上学的冲动或追求是不可逃避的，它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寻求和实现理想性的生存方式的理论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形而上学”对“同一性”的承诺，而且要看到“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部关于这种普遍的或一般类别的概念的批判史，是一部致力于系统表述这些概念的体系的历史……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总结这种历史，即把形而上学定义为‘表述和分析各种概念，对存在的原理及存在物的起源和结构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探究的事业’”[79]。如果以这样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的历史”，特别是以这种角度去重新审视黑格尔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我们首先就会重新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即：黑格尔所承诺的“思存同一”的逻辑先在性，黑格尔对“思存同一性”的“批判性、系统性探究”，在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就是恩格斯所指认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即：“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80]是否承诺理论思维的这个“前提”，是否承诺对这个“前提”的“批判性、系统性探究”，既关系到是否承诺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规律”的“发现”，也关系到“后形而上学”能否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在否认“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任何真正的“共识”。
由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的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问题。作为19世纪的“思想体系的时代”的时代精神，黑格尔所达到的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直接地是对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构成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即思想的内涵逻辑。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中，思想的内涵逻辑就是“真理”的逻辑。
以真理即思想的客观性为主题的西方近代哲学，它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作为思维规定的概念是否具有“思存同一性”的问题。黑格尔以承诺“思存同一性”的逻辑先在性为前提，其主要的哲学工作是致力于探索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即概念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体的同一性的辩证运动。这个哲学工作的直接的理论成果，就是由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辩证法，也就是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辩证法。这个概念辩证法，在四重意义上展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内涵逻辑”：其一，它是人作为“类”的思想由抽象到具体的运动逻辑；其二，它是人作为“个体”的思想由抽象到具体的运动逻辑；其三，它是“科学”构成自己、发展自己的逻辑；其四，从根本上说，它是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存同一性”——的自我实现的逻辑。它为人类“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提供了作为概念辩证法的“内涵逻辑”。尽管黑格尔是以历史“屈从”逻辑的方式而展现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但却为全部科学构成自己提供了一种存在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概念的内涵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列宁所说的“大写的逻辑”，深刻地体现了概念辩证法的逻辑。正因如此，马克思说他有意识地“卖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81]，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82]。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关于人类思想运动的宝贵的哲学遗产。是否承诺人类思想由抽象到具体的运动逻辑，同样不仅关系到是否承诺黑格尔的《逻辑学》所展现的概念运动的内涵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展现的人类历史的内涵逻辑，而且关系到“后形而上学”能否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在“非逻辑”的思想基地上不可能形成具有“文明史”内涵的任何真正的“共识”。
由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体现的在对现代性的反省中所提出的“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关系问题。作为“现代性困境”的理论自觉，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目的，是以“普遍理性”重建伦理的总体性，从而实现人同自己的世界的“和解”。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主体和实体的“概念”是伦理实体，概念辩证法是总体性的伦理观念的自我实现。通过对“抽象理性”的批判，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不仅包含着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问题，而且包含着个体理性之间的“斗争”与“承认”问题，“主体间性”构成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真实内容。尽管黑格尔是以个体理性“屈从”普遍理性的方式而构成其“全体的自由性”，但是，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人同自己的世界的“和解”，并不只是黑格尔对“现代性困境”的理论自觉，而且是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普世伦理”何以可能。因此，如何理解和看待黑格尔的作为伦理实体的普遍理性及其自我实现，是“后形而上学”面对的又一重大问题。
由此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真实意义”问题。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终结”了对任何东西的“崇拜”，是把辩证法实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是通过对“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实现为对“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本身——资本——的批判。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实现的对“形而上学”及其现实的双重批判。马克思的辩证法“终结”了作为永恒真理的形而上学，也“终结”了关于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的神话。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终结”了人类思想对真理—规律—客观性的逻辑的“承诺”与“发现”？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否定”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自我扬弃的必然性？一句话，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拒斥”了关于“真理”的“宏大叙事”？是否“拒斥”了奠基于“历史规律”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探索与追求？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83]。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工作是发现“历史规律”，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历史规律”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不是对“规律”的否定，而是“规律”本身，亦即以“历史”为内容的存在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历史的内涵逻辑”。正是这个辩证法构成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在肯定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的内涵逻辑”的意义上，“挑战”真理—规律—客观性的逻辑的“后形而上学”，就不仅是对作为“思想的内涵逻辑”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挑战，也是（更是）对作为“历史的内涵逻辑”的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挑战。
“后形而上学”对“辩证法”的挑战，要求我们对“真理—规律—客观性”的“宏大叙事”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求索，并在此基础上构成我们时代的辩证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历史的规律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本身所实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离开人的历史活动，就会把历史的规律外在化、抽象化、神秘化和神圣化，从而使之成为控制人的历史活动的神秘力量。究竟是现实的活动构成规律，还是先在的规律支配活动，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分歧。与形而上学“合流”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实质上说，就在于把“规律”变成某种“逻辑先在”的神秘力量，并把历史演绎为逻辑的自我实现。“终结”形而上学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实质上说，就在于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不仅“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且“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揭露人在“资本”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规律统一起来。因此，回应“后形而上学”对辩证法的挑战，关键是从人的历史活动去理解历史规律。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任何一种时代性的哲学都产生于对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理论自觉。以资本的逻辑为实质内容的现代社会，它的时代性的人类问题，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在“非神圣形象”——理性主义及其现实即“政治”、“法”、“国家”——中的“自我异化”。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导致人的现实世界的分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分裂。人的现实世界分裂的自我意识，构成我们时代的哲学理论。“后形而上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它以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为基础，揭示了人在各种“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特别是人在社会“模式化”中的“自我异化”，从而为辩证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展现了新的“视域”。
“后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以否认真理—规律—客观性的极端方式，集中地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普遍理性”的内在矛盾性：其一，它集中地揭露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所造成的“形而上学的恐怖”，即“普遍理性”对“人”的“偏离”所构成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其二，它对形而上学的“层级性”追求的“拒斥”，凸显了“顺序性”的选择与安排的生存论意义，从而“终结”了以“普遍理性”扼杀实践的选择性、文化的多样性的“同一性哲学”；其三，它在“瓦解”主体形而上学的进程中，凸显了“主体间性”、“交往理论”、“商谈”、“对话”、“有机团结”在人类历史活动中的现实意义；其四，它在否定“同一性哲学”的进程中，试图构建以“非同一性”为前提的、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新的哲学理念，从而使得“必要的张力”成为当代哲学的基本理念。这种“后形而上学”视域，对于深入地审视真理—规律—客观性观念，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贯彻到全部社会生活，从而不断深入地“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5]当代的辩证法理论，既是内含着形而上学的“**”和“冲动”的批判、承载着形而上学的“理想”和“追求”的批判，又是对形而上学的“**”、“冲动”、“理想”和“追求”的批判，即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辩证法的批判，是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批判。非批判地看待形而上学所承诺的“理想”和“追求”，就会导致“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和“形而上学的恐怖”；非批判地放弃形而上学对“规律”、“真理”和“客观性”的承诺与追求，则会导致“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现代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史的断裂，“后形而上学”也不可能是人类思想史的断裂。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现代性的困境”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并“达到微妙的平衡”。这是当代人类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1]本文为第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入选论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2001（5）。原标题为《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同上书，1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选自《学术月刊》，2002（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黑格尔：《小逻辑》，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同上书，215页。
[14]黑格尔：《小逻辑》，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同上书，2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同上书，25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