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客观性。交往实践附加着符号化、“语言化”的属性，它也是一种“语言行为”——这是当代语言哲学、文化哲学众口一词的说法，也是后现代哲学赖以立论的基点。哈贝马斯就将“交往行动”理解为“普遍语用学”。这是一种形式的关系。语言支配行为，有时语言本身代替实际的行为而成为一种行为：“你给我打开这本书”属于支配关系；“你今天干得不错”属于表扬行为。但是，从根源上说，语言是交往实践的衍生物，而不是相反，意义源首先是交往实践。而意义，是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的客观指向性和利害得失，即作用性和效应性，它发生于交往实践过程中，是交往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因而首先是客观的而不同于主体对这种意义的理解、领悟和自觉意识。在创造和使用第一把石斧、第一簇人工火焰和第一台蒸汽机的活动中，主体并没有“完全”领悟和理解这些活动对于他自身、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具有的巨大的客观意义。只有当这种活动所引起的后果经过漫长的因果链逐渐展现时，人们才渐渐地“懂得”了它的意义。反过来，人们一旦掌握意义的交往性，就会能动地主观地设定意义，建立符号化体系。因此，在交往实践中，对每一极主体来说，意义的作用方向都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交往实践对于主体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是主体设定、赋予行为过程以意义。这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意义作用流向，两者是不同的。主体按照内在利益要求的驱动，发出指向他者的交往意义。但是，由于这种指向受制于实践工具、条件和他者活动的条件，因此常常使交往的结果有悖于主体初衷，而带来另一种意义。这就是意义的双向流动的不平衡性或不对称性。进而，这种交往实践意义的不平衡性、不对称性是主体与交往实践相互分离、彼此异化的原因之一，它导致两者的矛盾和背离。我们应当看到，基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主体总希望将交往实践置于他的监控之下。
意义的交往性。交往实践的意义是双向的，即它对各极主体都产生了意义，而且各极意义之间是相关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分析资本运动中的实践及其产品对于各极主体意义的相关性，劳动所引起的后果对劳动者来说，是引起他贫困的根源；而对于占有资本和劳动力的资本家来说，是财富积累的原因。意义相反又彼此相关：彼此以对方的意义性作为本主体意义存在的条件。交往实践对另一主体所引起的也是双向的意义：一方面，交往实践受另一主体所驱动，将这一主体设定的意义投向另一极。它带着全部活动的符号系统，作为脱离主体的独立环节，游离于主体间的场中，成为意义的载体；而另一方面，另一主体给予它新的意义。
意义的流射在交往实践的互动叠加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结构，这一结构就是意义场或意义域。任何意义结构都与一定的交往层次相对应，是交往实践关系场的转化形态。任何行为的意义都存在于交往实践关系场中，都具有“场依存性（fielddepe）”，由于这一意义共同体、意义场的规约作用而形成“这一个”意义。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差异是由意义共同体、交往实践关系场的不同而形成的。
任何意义场、意义共同体的结构，是与实体结构同形的：
这是从各自孤立的意义行为转为共建一种结构，任何主体行为在场中被赋予“固定化”的交往意义。有了这一意义场，就为所有参与交往者提供着一整套意义行为规范。这一规范结构既包括主体与客体中介的意义联结，也包括主体之间的意义规约。意义规范作为一种深层的纽带，也作为一种底板，将多极主体拴系在场中进行交往。这成为交往实践的普遍先决条件。
意义结构也是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过程，即是说，一方面建构意义场、意义关系；另一方面建构意义主体。主体在什么层面介入意义结构，就成为什么层次主体。双重整合也是如此：一方面整合为个体的意义主体，为交往的个体提供了各具个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整合为意义主体，即意义共同体，某一交往实践会对一个集团或一个消费者群体产生相同的意义或共同的意义。追寻个体的意义主体与追寻意义共同体在当代社会是同样重要的。例如，对全球问题的解决行动对于人类具有共同的意义，而决不是霸权主义国家的专利。但是，意义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映却并不一致，每个人应当有权对生活方式作出肯定或否定评价。
意义的主观设定及其交往。在了解交往实践对于人类的客观意义之后，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设定的行为来与另一极主体进行意义行为的交往。这是一个多极主体意义互动过程。如下图所示：
各主体在交往实践中，都既有输出行为，又有接收行为，表现出意义的双向流动性。为了有效输出，主体必须按照意义场的普遍符号规范进行编码，即将实践的一系列要素按照符号体系的规则进行程序化。意义的接收，是一个“交感性”过程，交往双方都会相互感知对方的行为的意义，都在解读编码的行为，又都渗进自己的理解。在不尽相同的交往关系的交叉点和总和状态中，对同一实践过程的意义感受和解读是不一样的，因此个体的意义具有个性，也具有场依存性。
对意义的解读、感悟原本是意义层面交往实践的一部分，它们后来才逐渐分离。无论是我们的祖先在蛮荒时代的生存**往中对生命意义的感悟，还是对自然环境价值的确认，都是直接、当下、“此在”的，是交往实践中的实现环节。分离后的解读，依然是对交往实践之根的返回。它分四个层次：表层是符号系列，将行为视作一组有交往意义的符号，它直接呈现于人们面前；第二层次，是构成符号系列的规则系统和“句法”结构，即交往实践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编码系统；第三层次，交往实践的意义结构；第四层次，产生意义层次的本体论基础——交往实践观。这是一切意义的根源。这是一对矛盾：意义的歧生不断远离其根，越来越精神化、符号化，在转化中又生发出相对独立的新意义层和意义源，但是其解读过程又使我们回归意义之根、精神的家园。
3。交往实践：辩证结构
辩证结构是实体结构与意义结构的统一，它表明社会整合和主体整合的程度，以及历史发展的模式都是辩证的。实体结构在向辩证结构的转化中往往呈现肯定、规范的侧度；意义结构常常呈现对历史规范结构的否定侧度。两者的相互作用，呈现辩证结构。
对辩证结构的考察实际上是对交往实践辩证法的阐释。在本书中，虽然笔者始终将对这一辩证法的解释域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将之作为历史规范结构和交往社会发展图景的解释工具，但是，它所包容的结构、内容和形态确实是超越以往的，是继客体辩证法、主体辩证法、“主体—客体”辩证法以及“主体—主体”辩证法之后的第五形态，是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当代产物。
古代哲学所阐释的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导出的运动与静止、个别与一般、内容与形式等问题，这是一种以外部世界存在与非存在为主题的客体辩证法形态。中国的老子，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是杰出的代表。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对话体”精神交往辩证法，形式是主体际的，内容和主题是客体论的，都属于存在论范畴。
近代认识论辩证法是主体辩证法，主旨被限定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及由此导出的感性、知性与理性三者关系之上，论旨所涉及的存在论即本体论仍作为思维论、认识论的底板，但已不是中心。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主题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关系问题。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的存在必须是历史的存在：它将自己一分为二（一方面建立为主体，另一方面建立为实体、客体），并在历史的漫长的相互作用中最终归一，达到澄明状态，历史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此相异，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互主体间交往才是消除“交往的异化”、建立新的历史规范结构的最佳途径。大卫·格里芬则以他的“整体论”思维为后现代辩证法开辟了一条“建设性”思路。
交往实践的辩证法包容了以往所有辩证法形态的积极成果。在“主体—客体—主体”框架中，客体辩证法、主体辩证法、“主体—客体”辩证法以及“主体—主体”辩证法都成为一个合理的环节。交往实践观特别强调对“主体—客体”辩证法与“主体—主体”辩证法各自片面性的克服，以及把握两者的统一。交往实践观是在统一中把握“主体—客体—主体”辩证法的整体观的。其中，它特别注重对于肯定—规范侧度和否定—批判侧度关系的把握。
在交往社会中，交往实践有两个对立的向度或侧度：一方面，作为历史规范结构的建构和维护，它具有肯定—规范侧度；另一方面，作为不断发展的动力，它又具有否定—批判侧度。两种侧度都是交往实践整体运作的功能性方面，而不是某一成分。当然，从功能分配的角度来看，肯定—规范侧度更多地倚重实体结构，倚重群体，倚重交往形式；而否定—批判侧度更多地倚重意义结构，倚重个体，倚重交往活动。这里的倚重，决不是整体的辩证结构中某一些成分的叠加，而是整体运作的功能定位。
肯定—规范侧度之所以倚重实体结构、群体和交往形式，是因为实体结构是交往实践双向建构、双重组合的既成形态，而每一既成形态总是作为肯定方面存在的。在多极主体中，肯定—规范侧度之所以倾向于群体，是因为群体以规范为建构的底板；而交往形式则是固定化的规范侧度，其间充满着规范意义和工具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中，规范侧度取得了占主导地位的胜利，社会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全球一体化，都具有规范体系和底板，并以此作为拴系、整合的基础。
在交往实践的辩证结构中，肯定—规范侧度的功能是重要的。
首先，它强调交往场的协调有序和基本稳定对历史规范结构的建构以及维护。交往的规范化、有序化、稳定性，是社会关系体系、社会结构稳定的前提，也是建构的基本条件。可以断言，新理性之所以能成为超越后现代哲学的积极精神，就在于它包含着肯定—规范侧度，并倚重其对交往社会规范结构的重建。
其次，肯定—规范侧度是自我社会化、建立和整合群主体形态的基础。只有在规范化交往中，自我才能继承历史和当代的物质成果，凝塑起时代素质和品格，成为主体。也只有在规范化交往中，群体主体即共同体才得以整合而成。
再次，肯定—规范侧度是交往实践及其关系场不断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条件。无论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改造关系（工具理性），还是主体对于另一主体的交往关系，都是由这一侧度加以积淀、贮存的。没有肯定也就没有积累性继承，也就无连续的历史。因此，当后现代哲学反对肯定—规范侧度时，它只能强调历史的“间距”和“差异”，进而反对“连续”和“同一”观念，走向相对主义。
最后，肯定—规范侧度还是合理性尺度。所谓“行动的合理性”和“交往的合理性”，本质上就是交往实践中主体对客体、对另一主体的实践规范，是其规范性联结和规范性约束问题。只要在不同主体间存在着可通约性即底板，就能建立起约束和拴系各极主体的合理尺度，它将成为交往实践意义结构的通用规范。当然，交往合理性是相对于特定的交往关系场、意义场而言的。在场之外，合理性就会由相互对立的否定**往所取代。交往社会的合理性是由交往实践的合理性来支撑的。
交往实践的另一侧度是否定—批判侧度，它的本性是反规范、反主导合理性的。在任何肯定—规范**往中，一开始就包含了否定性侧度，否定性侧度的存在是普遍的。
否定—批判侧度对现有的肯定—规范侧度具有批判、解构和否定性质。当然，任何否定—批判侧度都可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规范结果的否定，它并不否定原有规范的底板和前提，不企求改变拴系多极主体间的交往场，而只是针对结果的批判；另一类则是激进的否定，它不仅针对结果，而且针对前提，属于基础性批判。这种否定具有规范革命和结构转换性质，它是交往实践场变革、发展的基本动源，而结果批判则是改良，是交往实践规范结构的自我完善。
非规范侧度也存在于初交的主体之间、诸文明之间、民族之间。由于双方规范体系的相异，在交往社会中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双方都采取批判性态度。文明的冲突、共同体的冲突，时常发生。这里没有双方共许的前提，没有通用的合理尺度。交往的意义结构呈现为非规范性对抗，意义与意义相互否定。差异性由此而生。
非规范侧度更垂青于个体。因为规范侧度倚重群体，而与群体旧规范不相容的新意义，都首先由个体倡导力行，其后才转化为新的群体规范。此外，“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极突出的问题。在消费社会大潮的淹没下，个体的独特个性常常难以建立，建立了也难以保持，因而导致“自我迷失”或“自我遗忘”。通过非规范侧度，“自我同一性”才能保持。规范侧度给予了个体以反规范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的历史和社会条件。
两个侧度是同一过程的两种向度、两个侧面。在任何交往社会中，都包含了这两个向度。当肯定—规范侧度维系社会时，它一开始就包含了不合理性，因而与现实条件和现实主体相冲突。矛盾和反常出现了，否定—批判侧度就存在于反常之中；一旦这种矛盾的冲突达到尖锐化程度，使交往实践新的力量挣破旧的交往规范，批判—否定的侧度就会转化为新的肯定—规范侧度。这种转化，是一个整合、解构的双重化过程，全面建构新的交往场、交往形式和交往社会，历史就发展了。
任何交往实践，甚至包括个体交往实践，都或多或少地包括这两种侧度，而决不可能是单向度存在。罗蒂认为只有否定—批判的交往才是真正的交往。这是有失偏颇的。
总之，交往实践从实体结构到意义结构，然后在两者的统一中形成辩证结构，这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它在一切方面都构成了交往社会的基础。
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大写的逻辑”，是普世性历史观的话语。《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明的“古代的、亚细亚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历史统一的发展路径。特别在资本全球化历程中，每个国家都不过是这一主轴上处于不同阶段的前后环节，而不是空间多元差异的社会存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使这一观念更为鲜明。然而，在晚年，马克思从普世历史观的“抽象”进一步上升到具体或特殊逻辑，使资本全球化世界历史演化图景变得复杂起来。众所周知，晚年的马克思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名称。为了俄国革命的道路，他甚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立，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1877年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无误地写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4]进而，他大声疾呼：不要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他主张“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6]。对东方民族的历史革命道路的解答，使马克思更关注“世界历史”图景中的多样化、差异性和更加复杂的交往实践关联。这一转换，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即全球化观念的现实化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支点。如果说，中年马克思运用交往实践观考察资本全球化的主要着力点在于西欧各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扩张中心）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那么，晚年马克思则搁置《资本论》的写作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一个“他者”，即受资本全球化支配和影响的边缘化地区与民族（周围国家），特别是工业欠发达的东方民族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始终把握革命的全球性的两极效应，并在这两极中保持微妙的平衡。
[2]参见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7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同上书，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