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一谈实质性问题。我们大家都寄希望于改革。那么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同志回答得好：如果谈到改革，那么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的确，现在的社会风貌与过去不同了，气氛变了。现在我如何讲课，怎样进行演说，发表了哪些文章，以及我们如何在这里讨论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有了某种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因失职或不负责任而扼杀这些新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终于盼到了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时代。“改革”这个词本身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历届中央全会后，都照例开始改革：必然要对科学工作的各项计划作一番修改，诸如此类。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照此办法进行改革，那将是最坏的一次走过场。因此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小事，不应该只提个人的问题，而应该认真考虑我们哲学存在的可靠基础。
的确，改革不能建立在全盘否定过去的基础上。不要一提过去，就一切都要不得。如果我们每次都从零开始，我们将会寸步难行。同时哲学应该接近生活，完成自己作为全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职能，而不能只作为教学中的一门课程。要想达到这点，必须先有一个创造的气氛，必须使哲学方面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谈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问题。战后最初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相当不景气。当时的教科书和文章中塞满了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思想体系中陈规旧套的翻版和经典作家引文的注释。根本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内容。苏共二十大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于是从那时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进展。二十大后在哲学领域中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是专业水平比老一辈更高的一代新人。老一辈也开始振奋精神。概括地说，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比如在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方面，提出了文化和价值的课题、科技革命的课题，以及与人有关的综合性问题，出版了很多不同学派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出版概括各派学说著作的要求，党内刊物也指出了出版这种著作的必要性。以后这些书相继问世，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而可以说，这类具有概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一定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了。我认为，目前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停留在现有的观念和问题的框框里，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研究和分析水平，不能解决任何重大的科学方面的问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今后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突破，达到新的水平。我认为，目前形势有利，条件具备，可以实现这个突破。
的确，无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第三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革命正在继续开展，出现了很多全球性问题，人类用批判的观点看待自身的存在，整个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等等。而关于社会前景方面，就拿需要的问题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将来，社会如何按需分配？很明显，地球不大，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看待历史过程理论，即如何将这些新过程纳入我们的理论，同时又要考虑到，哲学是时代的思想表现。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总结这些过程，那么我们就能走在今天的实践的前面，而不是只能充当具体政治局势和具体决策的辩护士，我们将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奉献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那么别人将会做到，可能还会和我们对着干。我们看到，在西方出现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未来学理论，而我们在旗帜鲜明地、有说服力地、具体地在现代水平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方面，目前还做得很不够。
我们的哲学著作应该对不同国家的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哲学著作应该具有“竞争力”。可是对D。别洛和其他西方的未来学泰斗来说，我们的著作称得上有“竞争力”吗？例如人们读了A。多弗列尔的政论性很强的著作，也读了我们的哲学家论述科技进步的社会问题的著作，从形式和组织材料上来看，我们的著作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责任心问题，我们应该有责任感。党肩负着制定我国发展经济、政治和民主化新战略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和哲学问题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感到自己对社会意识范围和整个社会中发生的那些过程所承担的责任。可是我们是否知道，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意识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进行着哪些过程？为什么在知识分子中会出现社会性的消极现象和宗教情绪？为什么会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等。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并且采取相应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出新的问题。
这里没有涉及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评。当然，现在我们在对某些东西进行评价时，已经摒弃了那种谩骂式的批评，但却又不知该批评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当进行批评时，必须对自己思想上的对手了如指掌。
而我们现在究竟翻译了多少当代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不深入到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思想斗争中去，我们能提高自己的哲学水平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约从我开始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社会科学落后于实践的说法。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其他会议上都谈过这个问题。这就使哲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总是落后于实践而产生了一整套特有的罪过或缺陷。
我认为，目前从新思维的角度和对生活及历史的新观点来看，落后于实践这个公式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社会拥有完成一定职能的哲学和科学，关于这一点A。H。雅柯夫列夫同志在塔吉克斯坦的一次发言中谈得很清楚。官僚主义者们不需要任何创造和任何新思想，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持原状，因此助长了教条主义的滋生。而当教条主义形成一种思维方法时，它已经不允许再正视社会生活，以便发现其中的问题。这种思维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压制新事物。
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当然也有过想用某种方法摆脱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尝试，因为人们感觉到，哲学脱离生活是一大缺点。
为什么我们许多哲学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具体社会学的发展上呢？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历史唯物主义最终会从社会学那里得到经过证实的经验，以此经验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将摆脱抽象性和落后现象等。然而实际上，历史的形成并不像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在我们这里具体社会学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总的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学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社会学的发展并没有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课题，与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联系也很薄弱，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很少，而且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联盟目前还没有建立，虽然曾有过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建立联盟的尝试。
如此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需要有一个突破，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新水平。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基础的，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今后的更加稳固的发展（这里指的是理论上、思想上的稳固基础，而不是靠多卷著作来维持的稳固性）。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米锦芙译）
B。A。列克托尔斯基（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室主任）：哲学的改革
对我们哲学界的状况，大家都深感忧虑，同时也承认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发言中对苏联哲学界的严厉批评是公正的。这种状况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才出现，它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了弄清原因，尤其需要对苏联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分析。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我敢说，我们对17世纪西方哲学史的了解比对我们苏联哲学史的了解要清楚得多；同样，我们对中世纪俄国历史的了解也远远超过了对我国苏维埃时期历史的了解。
之所以必须重视苏联哲学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在有人宣称，我们的哲学完全陷入了烦琐哲学的泥坑，没有做出任何成绩，因此一切应该从零开始。我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全盘否定过去，那么也不会有将来。在遭受毁灭和践踏的地方寸草难生。其实，在我们哲学战线上有许多才华横溢、富有开拓精神的人，他们长期以来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我认为，对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如果先说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很幸运，因为有的人还健在，并且继续工作），我可以举出很多人的名字，如Б。M。凯德洛夫、П。B。柯普宁、B。Ф。阿斯穆斯、З。B。伊里因科夫、M。A。里夫什茨。还有在我们文化界辛勤工作了一生的如Л。C。维戈茨基、M。M。巴赫金，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在西方大量出版，并且有各种学术会议研究他们的思想。因此把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一笔勾销是大错而特错的，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有害的。
因此必须认真分析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哲学史，以便克服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同时发展一切值得发展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当然不能把产生一系列条条框框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哲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这些条条框框的长期存在和反复出现还有更为根深蒂固的原因。究竟原因何在呢？
一些同志注意到，我们哲学家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不够高。这种看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我看来，现在的哲学家的专业水平比二三十年前高多了。
也有人说，是宗派主义阻碍了我们哲学创造性地发展。不错，宗派主义显然是和科学的发展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宗派主义没有原则性，而在无原则的地方搞创造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我不否认宗派主义的存在，但我并不认为它在我们科学界占主导地位。同时我还想指出一点，持相同观点的人在研究和创造中相互之间的自然联系和必要结合，有时也可能被当作宗派主义。如果说在我们哲学界还缺少点什么的话，那么缺少的正是不同观点、不同研究纲领、不同创造集体之间的竞争。
前不久还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使这些不同的创造集体得到发展。
关于造成哲学思想发展和我国社会需求脱节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分析和批判能力。哲学对文化财富的各种表现形式——科学、道德、艺术必须先有世界观的认识。哲学试图在包罗万象的具体情况下——在宇宙和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实现这种认识。哲学不仅要求文化的一体化，而且还要求重新认识和改变文化。哲学不只是单纯地被列入文化之中，更重要的是，哲学是文化创造的精神力量。因此，哲学表现出了文化的活力。批判主义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本质的最高反映，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属性。难怪马克思反复强调，唯物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它不向任何东西屈服，它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它的必然否定的理解。
这就是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哲学—世界观思维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是社会公正问题，又是社会创造的辩证法问题。我们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显然缺乏研究。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哲学的实践意义的理解，并非总是准确无误的。有些人认为，在哲学中，只有那些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有联系的部分才具有实践意义，而那些普遍性、基础性较强的哲学问题没有实践意义，越研究这些问题，它们与实践的联系就越间接，距离就越远。因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技术科学或多或少地与实践有些直接的联系。基础科学，如理论物理，就要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通过应用科学与实践联系，而像数学之类的抽象科学则要通过更复杂、更间接的方式与实践联系，因为这种科学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很可能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应用。至于哲学，既然它与存在和思维的形形色色的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高度抽象的科学，那么，处于这种地位，它的实践意义只有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媒介，只有通过无数其他更具体的和更专门的学科才能显示出来。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哲学确实运用了极其抽象的概念，但这是一种直接触及每个人的抽象概念，也就是关于世界观的问题和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我们大家都希望生活得更好，工作更有成效，生产出质量更高的机器和生活必需品。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实际的、切身需要的问题。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对人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样的理想而奋斗？这是每个人最现实的问题。既然哲学的基础课题与研究这些问题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哲学就会用使人难以置信的形式把各种理论学科中最抽象的学科和最有实践意义的学科的特点集于一身。
难怪当今社会不光是对经济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精神方面的问题也成了热门。我们许多作家在讨论世界观问题时笔锋尖刻，正是这些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过，应该指出，这种实质上属于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时水平也不是那么高的。因为必须要用现实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不仅要有锋芒和**，而且还必须了解对待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立场，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某种方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总之，应该掌握哲学史中积累的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的传统见解。很遗憾，在我们的作家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种符合传统标准的水平。况且，有人公开对哲学嗤之以鼻，认为这些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决。
这当然是我们哲学家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恰恰是对这些世界观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此，我想指出，作为例外的是П。H。费多谢耶夫、И。T。弗罗洛夫、T。И。奥伊泽尔曼的著作，以В。И。申卡卢克为首的乌克兰哲学家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哲学教科书中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把许多人引入了歧途，使他们的视线离开了严肃的哲学文献（因为广泛的社会舆论正是以这些教科书为依据来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不着再讨论了。按照这种意见，哲学家的任务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研究个别的问题，至于这些原则，其内容已经很明确，无可置疑。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理性概念。每个想探讨这些问题的人，都要冒着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帽子的危险，因为任何对哲学基本原则的新看法只能被解释为想篡改这些原则。实际上，哲学的顺利发展同时也使其基本原理不断深化。哲学的原则问题之所以是“永恒的”，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而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内容随着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和深化。因此在一定的发展水平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但不排除，反而需要提出新观点，并从新的水平上看待这些问题。例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没有任何理由要篡改它。然而，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简单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当然这方面也是很主要的），而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系又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目前我们对它的认识正在不断加强。由于我们不仅在心理学方面，而且在电脑科学，甚至在宇宙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理解意识的本质、意识与大脑和活动的联系，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也就是如何理解哲学知识的本质。由于目前哲学在现代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使这个问题在很多方面富有了新意。在哲学中“不容置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当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讨论和争鸣才能得到有益的效果。
（米锦芙译）
A。H。科切尔金（哲学博士、教授、莫斯科大学进修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改革哲学与哲学改革
我想使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这个话题“接接地气”，并使之与哲学教学的需要联系起来。因为，哲学与生活联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胜任这一问题的哲学工作者的培养。
哲学具有使文化整体化的作用，是文化的自我意识，是对人把握现实的各种形式的反省。这种反省能使人们理解社会经验，使社会经验化为人的认识和活动的最深的基础，从而找到回答存在的根本问题的答案。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反省方式。在旧有的范式里，人们改造周围现实远胜于改造自身及自身的意识。现代文明充分揭示了这种范式的局限性。今天，既要理解当代的全球性问题，又要理解我们国内的问题，这一要求是极为迫切的。这些问题要求做出巨大的哲学努力，但不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而是要对现实持革命批判态度。人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不断增多和日益复杂化，急剧地加强了哲学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哲学的意义终归是由它与生活联系的性质决定的。哲学一旦失去革命批判作用，势必成为无须分析生活现象而只需人们信奉的、歌功颂德的教条的汇集。这就降低了哲学的社会信誉。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真善美在价值观中不再占有首要地位，物质需求却超过了精神需求，社会精神方面的水平降低了。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批判精神。
现在我们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在社会上进展缓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应改革任务的哲学。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弊端当成了优点。不久前还是压制遗传学、控制论及其他科学领域中先进科学理论手段的哲学，不可能提出改革的纲领。改革所提出的社会改造的规模，由文学艺术所规划的远比由哲学规划的大。真遗憾，我们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基本上不是由哲学家提出来的。因此，哲学与生活的脱节是严重的。然而，这不仅是哲学的过错，而且是哲学的不幸。我们所拥有的哲学，是社会“订购”哲学。因此，为了有一部改革的哲学，必须改变我们业已形成的哲学及哲学研究的性质，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哲学思想的价值。而今天，社会的要求也正是如此。
这之所以是必须的，还因为加速发展的战略特别需要动员，并有效地利用构成人的因素的一切东西。我们的任务就其复杂性和复杂程度而言，是只有在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的。没有哲学，就不能有效地调动人的因素，因为只有哲学具有通向人的价值系统的途径。改革首先是改造社会和个人的价值系统。因此，这里指的是把适应改革的观念和价值变成群众的意识。这与我们干部的哲学修养有最密切的联系。对哲学工作者的培养主要取决于哲学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和哲学自身的状况。
首先，高等学校的哲学大纲没有价值学说的内容。于是我们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问题：当人们自己尚未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时候，如何进行自身改革和普遍改革？至今我们还把当代意识形态斗争问题看成与价值学说问题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自己尚且不能解释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何为我们的价值观问题，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成功地同强加于我们的生活理想和生活规范作斗争。要知道，我们所选择并接受了的价值观，调节着我们的行为。大纲中也没有理解学说，虽然人们知道，理解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前途起着什么作用。
大纲中存在着奇怪的哲学史空白：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就打住了，而重新开始于以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然而很显然，马克思主义诞生后，西方哲学并未停止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体系是如何出现的？是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大多没有答案，这绝不能促进哲学思维修养的形成。我们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了解的普遍水平，肯定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而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往往极其肤浅。如果被批判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另一种较为完善的方法发生抵触，那么从后者的立场进行的批判就是建设性的。我们的批判远非始终都能这样解决问题；舍此，我们的批判就变成了对自身简单粗暴做法的辩护。对不同年代哲学参考读物的比较，相当客观地反映出新哲学概念借西方著作而增多的事实，从我们的批判著作中往往很难明白，譬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批判后实证主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大纲中遗漏了许多俄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唯心派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我们为什么可以分析西方的唯心主义，而不能分析本国的唯心主义？对此，现在尚无合乎情理的答案。掩盖文化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歪曲文化。应该更加尊重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每一位代表人物，都应按其贡献客观地给予肯定。譬如，当日本人或德国人为了在物质的乃至精神的生产领域发挥人的因素而成功地利用了民族文化的因素时，我们却连这种可能性的问题都未提出来。是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自己文化的代表人物依然按西方那种相应的思想框框，以“俄国笨伯”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来，对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哲学著作来说，现在确实存在着这种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