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公设确定人的生命实践活动类型之间的从属关系，确定物质生产或物的生产相对于人们的“交往形式”的生产以及人的直接生活的生产的首要性。
最后，第四个公设涉及这样一种从属关系，它产生于社会文化活动中主客体的内容与社会关系之间，这些社会关系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相互交换的稳定形式。
马克思在提出社会关系的类型后，把物质财富的分配关系与权力的分配关系区别开来，并让后者（被称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关系）依赖于前者（被称为经济基础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把经济关系当作社会团体类型划分的基础。正是这些关系以如下方式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主体的经济地位决定其社会和政治地位，通过这些关系，在共振或中介的决定方式上，决定主体对世界的感受及其世界观。
毫不奇怪，正是经济关系成了社会的系统建制的基础，决定社会形态类型论的原则。
在我看来，这就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核心原则，它们至今仍然保留自己的意义，尽管需要进行一定的、有时甚至是实质性的修正。我打算对上述的公设进行批判性的注释。
我坚信，关于社会意识的次要性，相对于社会存在因素的派生性的论题完全符合实际，可以认为是反映的社会哲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但这里也必须遵循某些重要的条件。
一个主要条件是对人的活动中的物质方面加以合理的限制。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长期争论并没有获得普遍承认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们只在下面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即社会生活中物质方面与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的，在这方面，社会的物质实在（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完全是物质的东西）在根源上和功能上依赖于人的意识，就是说，对社会哲学而言，物质实体不是物质的，而仅仅是实在的。
至于说到物质因素自身，那么人们常常把组织关系看作是这样的因素，这些组织关系在社会中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自发结果而形成。我坚决不同意对物质因素的这种限制，尽管马克思自己为此提供了依据，比如把物质现象看作是“不包含一点物质”的价值。
我既不否认类似关系对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否认这些关系对社会生命活动具体主体的意志的相对依赖性。但是，这个依赖性毕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谈论其实体性的特征，比如说其物质性，而不是有条件的、不具有一般历史特征的客观性。
实际上，对经济关系的“物质化”在下面的情况下将导致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消亡，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主要的社会经济现实在根源上和功能上依赖于社会意识。此外，对人类活动的任何结果的“物质化”，将其看作是某种不依赖于意识的东西，都将导致对历史的宿命化，即导致一种社会哲学的“历史主义”立场，波普尔对这种立场的批判在许多方面是合理的。
跟随列宁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摆脱这个立场，但他们实际上宣布不同意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在每一种复杂情况下都声明，在按照认识论方式提问的范围之外，物质和观念之间的对立不可能是“绝对的”。如果对物质进行合理的限制的话，那么这个对立实际上应该具有绝对的特征。
如果把设定目的的首要因素当作物质因素来研究，而不是把实现目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结果当作物质因素来研究，那么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这就意味着，符合社会物质性标准的唯一社会现象就是人的需求系统，这些需求表达着他与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物质的、组织的、信息的条件等），它们不是由个人愿望和意志给定的，而是由作为集体生物—社会存在物的人类本性的客观绝对的命令给定。
与此相应，唯物主义原则就是用自己的需求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用自己的意识来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需求“强迫”人，预先决定其行为的可能方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求的决定使人们的行为变成机械的。还有一个条件可以使意识的次要地位的观念获得自己的合理性，就是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需求的决定不能取消人所固有的意志自由。意志自由表现在对需求进行规范的能力上，但根本不是摆脱这些需求。
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第二个论题与第一个论题相关。承认需求相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时，马克思通过下面的方式尝试确立人的需求的客观等级。同时他理解，需求的客观等级的观念只有针对人们的集体行为方式时才有意义，在这里，这个观念按照大数定律发挥作用。单个的个体可以作出最奇特的选择，比如，像勇敢的苦行僧那样，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形式当中，选择活着的时候躺在棺材里。然而，这样的选择不能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如果这类选择大规模流行的话，人类的社会生活就将终止，社会将发生功能障碍，无法完成社会性再生产的任务。
只有作出这个补充说明，我们才能接受马克思的下述论题——实际需求相对于精神需求的决定性作用的观念，相应地，生命活动的实际形式相对于精神形式的决定性作用的观念。然而，重要的是要保卫这个观念不被庸俗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里出现过这样的庸俗化，在那里，精神活动的次要性被解释为它没有自己的目的性，没有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思想缺乏自己的历史。
把精神活动仅仅归结为实际适应的手段，这是不正确的。事情实际上更加复杂。活动的实践形式对艺术、文学或科学的决定作用是按照“消除”作用的类型实现的，而不是按照“推动”作用的类型实现的。可以作一个类比。划桨人与一块木头不同，他有能力选择自己所希望的运动方向，但是，他也可能陷入激流中，尽管他自己也在努力划桨，激流也可能将其卷入到一个确定的方向上去。艺术、科学或哲学的命运就是如此，它们有自己的目的，因为自己的需求而出现，但是它们同时也受到来自经济（市场专制）或政治（意识形态的监督）方面强大的压迫，经济和政治企图把探索科学真理或者按照美的规则创造世界变成解决自己任务的手段。
当然，在肯定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时，我们不应该断定人和社会的行为总是源自于实践目的的优先性。人类历史上有大量“不合乎实际需要的行为”的反例，不但个别人有这样的行为，而且整个集体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取消实践第一性的规律，和任何一个社会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具有限制作用的规律的特征，而不具有规范的作用。您可以建立一些虚假的社会，在这里，实际的合目的性为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穆斯林基要主义等）作出牺牲。但是，需要理解的是，类似的社会局限于自己历史存在的期限内，很快就会丧失自己的活力。
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观念在原则上也是非常合理的。当然，不能按照“时间顺序上”的第一性来理解这个观念，如在恩格斯那著名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下面的那个“简单真理”的发现权被赋予了马克思，即在从事艺术、科学和政治活动之前，人们应该先吃、喝和穿，即要先从事物质的生产，人们应该协调自己共同的活动，制造生产者，并使之社会化，编制工艺图表，否则物的生产是不可能的。
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的实质在于，其产品是保障生活适应的手段，这些产品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很遗憾，现在仍然是被实现最多的需求的对象，不但生活的质量依赖于对这个需求的满足，而且生活这个事实自身也依赖于此。因此毫不奇怪，社会不惜一切代价用来满足这些需求，动用一切资源。这个过程的直观表现是把科学变成直接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可以类比为骑手和马匹的关系，马在拉，缰绳在骑手的手中。同样，物质生产像“骑马”似的，骑在科学上，也骑在政治上，迫使科学家和政治家首先要想到解决经济问题。
关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引起最多的复杂性。应该正确地理解这个论断，不要把政治的优先性与人类行为的经济目的联系在一起，后者表现在坚定的、让其他愿望都服从自己的渴望上，即人们渴望扩大自己在物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通过提高利润、工资和战利品等途径使自己的私有财产最大化。
当然，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同意，经济目的的优先性只对一种类型的社会而言才是典型的，即市场经济社会，它制造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认为钱是最高价值，是生活成功的尺度，为了钱而牺牲爱的价值、友谊、人的品性等。
显然，经济目的的这种优先性在许多实际的社会体制中是缺乏的。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是如此，原始社会中有所谓的“威望经济”，在这里，社会威望被认为是最高的生命价值，获得社会威望的手段是分赠财产——实物和食物（“如波特拉奇互赠礼物节”）；而且，“家庭宁可挨饿，也不动用波特拉奇互赠礼物节所储存的物品”。
显然，马克思把经济优先性与人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对物质财富分配方式，首先是对生产资料的客观依赖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人们的主观意图联系在一起。在许多社会里都有这样的依赖性，包括经济动机在其中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高尔基笔下的无业游民可以轻视财富，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依赖于自由地选择生活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物质财富分配体系中所占据的遗传下来的地位，这个地位预先决定其社会地位、政治影响的规模、思维方式的特点等。
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应该被绝对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远不是在所有的社会里私有财产都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众所周知，在政治类型的社会里存在着相反的依赖关系，即主体的经济地位依赖于他在权力分配体制中的地位，即私有财产是权力的功能，而不是相反。
最后，需要特别谨慎地谈论经济对人类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我所理解的文化是稳定地进行再生产的逻辑和风格的关系体系，这些关系存在于社会上现存的人们的精神价值取向诸形式之间。可以认为，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的文化的形成是对某种统一的“文明挑战”的回应（汤因比），每个具体的社会在其存在的具体条件下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与此同时，这个选择的经济因素依赖于自然环境的特点，该因素在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比如说，畜牧业和种植业之间、熟悉航海业的民族和不熟悉航海业的民族文化之间的重要的相似性和区别，就是对这一点的证明）。
但是，业已形成的文化无疑将获得相对于经济局势的明显的免疫性，并对人们行为的任何方式，包括经济行为方式产生最严肃的影响。所以，我完全同意斯焦宾的意见，他建议把文化看作是一种遗传密码，这个密码决定民族社会团体的质上的自我同一和认同，后者保留在它们的历史中，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更替。
最后，对经济作用的绝对化将引起对社会的阶层和阶级矛盾的绝对化。无疑，马克思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规范是社会经济团体之间的对抗性的冲突，而不是它们的冲突的相互作用。但这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话题，我已经没有时间讨论它了。
在文章的结尾，我想要呼吁注意对待马克思的文明论态度。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在马克思的学说里区分出唯意志论的和反映论的范式，不再把他的反映理论当作“由一块钢板铸造的学说”。在现代社会理论中能够找到自己位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本来的完整性”，而是马克思的个别观念，它们能够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在与韦伯和杜尔克海姆或汤因比的观念的竞争中取胜。同时，记住下面一点很重要，所有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具有竞争特征。它们完全能够相互补充，如同马克思的形态类型论（有助于理解“封建社会的”日本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日本人之间的差别）和汤因比的文明论范式（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与日本人有关，而不是与葡萄牙人或法国人有关）之间相互补充一样。
（张百春译）
[1]选自《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莫斯科，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