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哲学观念的现实意义[1]
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屡次出现对下述论断的怀疑，即马克思是个社会哲学家，有自己的获得展开观念，这在哲学知识这个领域里实现了真正变革。如果这些怀疑是合理的，那么今天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谈论作为社会哲学家的马克思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完全属于19世纪，并已随19世纪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都会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在未实现）形态的过渡作为最具“标志性的”论据。
很难直接否定这个有力的论据。但是，通常人们把这个论据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其他说法人为地割裂开了，无疑，这些说法构成了马克思完整的社会哲学观念。因此，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就从科学理论层面转向了意识形态层面，常常也转向具体的政治层面。
马克思还勾勒出了对待理解社会哲学与关于社会的全部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的一般立场。社会哲学知识不仅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的角度，而且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为社会学问题的视域范围及其对象范围设定了界限。同时，社会哲学构造自身也以某些价值前提为基础，或准确些说，把它们有机地包含在自身之中。人的生活和活动以及他在世界上的使命都在这些前提中获得确立。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必须解放劳动的人（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而通过这种解放，把每个人从剥削、压迫、统治和强制下解放出来，从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异化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他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和有创造能力的人。马克思特别关注要消除摧残人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宣布“肯定的人道主义”原则为自己存在的最高目的。
换言之，马克思力求为一定类型的社会实践提供社会哲学的论证。马克思认为，没有获得人类存在的非常具体的（由实践类型引起和发展起来的）条件和发展前景这样的哲学方针，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关于社会的科学。马克思赞同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并认为，这种统一意味着社会实践的每一步（无论在对自然界的物质改造作用方面，还是在社会关系改变方面）都应该与人类存在的条件和发展前景一致。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构成为一定实践类型“服务”的完整机制。
马克思的解放方案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发展的观念。所以，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针对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形态阶段制订相应的哲学观点，主要的是针对向新型实践过渡，与旧的实践形式脱离的客观必然性制订相应的哲学观念。
19世纪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证实了自己的进步性、自己的存在的权利和自己的富有成效性，其手段是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哲学，建立和发展关于社会的各种社会科学，这些社会科学是建立在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上的。对此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及其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说。在这些价值目标里形成了关于人及其生活意义的完全确定的观念。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宣言，其中提到人有下列自然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公民的每个政治联盟都应该保护的正是这些权利。因为这些权利被认为是自然界本身赋予人的，所以是不变的。这样就可以理解，由于什么原因在这个社会哲学观念中把与社会运行有关的问题提到了首位。虽然在这里探讨的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种见解，但是按其内容来说，这个说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完全对立。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对待理解19世纪欧洲文明范围内形成的社会科学的对象、目的和任务的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立场，这些社会科学拥有根本不一致的社会哲学基础。当然，不能把它们分散在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内彼此完全孤立的各个角落。它们有许多交叉点，甚至在研究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方面，它们在提出和解决某些问题时也有许多共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方面，马克思的社会科学观念和自由主义实证的社会科学观念在逻辑上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在现实当中，它们中的一个在当时和现在的社会中继续占主导地位，并且不只是占主导地位。自由主义实证的社会科学观念利用一切可及的手段为西方文明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实践类型服务，肯定它，这种实践的出发点至今也没有变化。
所宣布的自由主义的自由在生活中的实施过程，在19世纪初就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思想中引起了对刚刚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公正性的深刻怀疑。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类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在当时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首先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情况促使马克思研究制订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念，在这里，他特别关注对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证明。在当时看来，这个思想具有真正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原来，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不是人的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其中逐渐实现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不是就历史表现而言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不会引起怀疑的社会。
不过，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巨大进步作用，没有否定私有制、商品生产、货币、竞争和民族国家。马克思讲了克服、消除它们，讲了要在资本主义物质经济成就、政治成就、社会成就和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全新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确定实践的新形式。这种形式的基础是与自由主义文明完全不同的关于人的生命意义和使命的另外一些观念。此外，当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时，他正是在把对人的社会解放（从广义上说）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讲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社会解放在他那里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稳的、渐进的变化过程中，实践的新的社会形式不会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因为这种新社会形式的产生所需要的不是在体制内的小改进，而是社会发展目标的更替，即超出体制的范围。所以，只有从理论上与现存制度彻底脱离才能理解导致确立实践新形式的实际步骤。马克思从新的实践形式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批判的全面性，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念的全面性，就是由此而来。
马克思从三个方面为社会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进程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论证：通过从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通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唯物史观的自然科学基础），通过证明工业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时间限制，证明的手段是他发现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
自由主义的实证思想经常对马克思讲的三个方面进行批判，试图推翻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哲学观念。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波普尔就像同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疯狂地同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着斗争。波普尔维护的是什么？他维护的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形式，他非常严肃地关注的是，在历史上不允许再出现像马克思的方案那样的对立方案，希望马克思是关于未来的宏大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最后一个设计者。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根本不需要像马克思的乌托邦一样的哲学乌托邦，它只需要渐进的和阶段性的社会工程技术。
波普尔十分明确地论述了一般的方法论方针。“我们认为，确实不可能有任何历史规律……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个别事件和解释它们的原因。凡是对规律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去研究概括性科学（例如社会学）。”[2]求助于社会学，把它当作是研究规律的科学，不同于历史学的科学，这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很突出的特征。
波普尔诋毁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正是由于黑格尔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此波普尔不仅仅利用了纯哲学的论据。他写道：“我坚信，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为歪曲1789年的观念而建立的。”[3]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写道：“如果我们简略地看一看近几百年来欧洲历史的大致情况，就会更好地理解同黑格尔斗争的必要性。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黑格尔是为他服务的）的共同主张可以归结为，国家是一切，而个人是虚无，因为个人在一切方面都离不开国家。”[4]
波普尔根本不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的基础与自由主义国家的观念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他自己就是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拥护者。在这里，波普尔试图证明民族国家观念原本就是错误的，尽管并非如此。波普尔没有注意到，大西洋的文明和罗马—日耳曼的文明在社会文化经验上有巨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只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告消失。不能说一种哲学观念比另一种哲学观念具有更多的真理性。但相反可以说，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人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种神话，就像黑格尔把民族国家当作民族统一精神的体现者一样。马克思也不赞同黑格尔把国家解释成是自由主义的国家。马克思在历史主义的道路上，在自由主义和黑格尔的虚假的对立之外寻找答案。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拥有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他认为，马克思试图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测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波普尔把设计理想未来的乌托邦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全面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技术方法都加在马克思头上。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设计过未来，至于谈到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在马克思的观念基础上创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那么这需要专门来谈。
马克思证明，即使人们继续信奉欧洲人道主义的理想，不以任何借口放弃它们，那么它们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过程中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不应该在内部展开，而应该从外部展开，不应该从无条件地承认这个社会的立场出发，而应该从无条件地从理论上克服这个社会的立场出发。哲学思想的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及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这样提出问题提供了所有的依据。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立的社会方案，应该指出如何形成向新型的社会实践形式过渡所必需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