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许多研究者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社会科学正在经受的严重危机联系起来。法国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多斯（Ф。Досс）写道，20世纪的欧洲失掉了它昔日的魅力，不再是其他世界的楷模。19世纪，接受了启蒙运动思想的社会科学在普遍乐观和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氛围中繁盛起来。但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人们对稳定和幸福的希望。此外，在20世纪，既没有解决社会平等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过去不可能被当作是向更完善的社会过渡的过渡阶段。理性失去了它往日在认识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中的作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概念不可能分开。因此必须扩展现在的概念，使过去现代化，对历史性也需要新形式的态度，在这里，现在不是被思考成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思考成过去在谱系学意义上可能的再循环领域。未来正在消失，而静止的现在再也离不开过去。
后现代主义者们“消除了”过去，也就消除了历史意识。但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对颂扬唯理论，并赋予理性以极其重要意义的启蒙运动的哲学进行了猛烈批评。他们开始破坏理性，声称他们对过去几个世纪宣传历史乐观主义的西方唯理论已经失望。理性现在不是被思考成对各种结构的反映，而是各种结构的连续的和不连续的影像。所以，可以说理性成了不需要的。对理性的失望引起了虚无主义和对借助理性认识和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性的否定。
后现代主义者们对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等）进行了修正。实际上他们扮演的角色是维护技术统治的社会，维护新的经理人，这些经理人只承认职业化和反对以纯粹的人道态度对待人。
唯物史观是不是失去了它的范式意义？我坚信，没有。马克思创立的范畴能够可靠地反映现代客观现实和现代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已经发生了内在变化，但是就自己的功能而言是不变的。事实上，难道物质财富的生产不再是社会的主要任务了吗？不是，当然不是。因此，“社会生产”、“生产关系”范畴，总之，与经济因素有关系的一切范畴丝毫没有失掉其范式的功能。围绕社会经济形态的范畴有许多争论。一些研究者断定，这个范畴过时了，因为它好像没有反映当前的现实，所以在社会科学方面不能起到任何启发性的作用。在这方面，他们过分抬高分析历史过程的文明论立场。有时甚至没弄清楚，形态论立场和文明论立场相互并不抵触。相反，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但是，它们涉及的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方面。
文明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指出，从时间上看，文明的起源与阶级社会的形成，与从采集经济和狩猎向生产经济过渡是同时发生的。与许多研究者的论断相反，文明不可能在氏族制度基础上产生，那时人完全与氏族或部落联系在一起，没有把自己从其中分离出来。那时氏族部落关系对于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那时人不能（也不知道如何）超出它们的范围。原始社会的人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狩猎，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联系本身是极其有限的。
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增长，而且标志着血亲联系被打破和现实社会联系的开始。因此，应该把文明理解为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社会联系相对于自然联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在其本身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发挥功能。文明的基础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处在统一中的社会财富。此外，文明的产生必须有定居生活和文字。正因为有了文字，精神价值得以传递，对本身存在和周围现实存在进行思考的人的智力开始得到发展。文明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质上全新的阶段。
分析历史过程的文明论立场要求在静止的状态中考察社会，研究民族的传统、习惯、文化、思维方式，种族的行为举止准则，它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宗教选择等。
至于说到形态论立场，它是把社会放到动态中进行研究，揭示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及它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这个立场同样要考察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而且，社会经济形态的核心是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之中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一定阶段，但同时这也是在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上的社会。形态论立场涉及的是历史逻辑，展示这个逻辑的统一和多样性。所以，今天正是形态论立场才能揭示出现时代的本质，对社会现实的复杂的和各种各样的过程进行分析。无论是文明论的立场，还是其他方式和方法，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进行分析，都找不到现代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质的特征，各民族和各国家的另外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这样，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是一次科学革命，这次革命至今对社会科学还有决定性影响。唯物史观在社会认识中发挥范式的作用，因为它真实地反映社会的规律和运行机制，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成为社会认识中的这种范式。
（李玉彩译张百春校）
[1]选自《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莫斯科，1999。
[2]“认识论的断裂（coupuerepistemologipue）”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J﹒阿尔都塞曾使用过的术语。他是从巴歇拉尔那里借用过来的。巴歇拉尔用“larupture”（断裂、变革、脱离关系等）术语代替“lacoupuer”（分离、割裂等）。阿尔都塞写道，他使用“lacoupuer”一词，是为了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和其先辈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巴尔特：《历史哲学是社会学》，291页，圣彼得堡，190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9]蒙森：《罗马史》，218页，圣彼得堡，1993。
[10]蒙森：《罗马史》，212页，圣彼得堡，199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60～7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列宾：《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新文化与精神历史的前景》，俄文版，26页，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