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轮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迈出类似的一步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予以严肃认可的时候了（诸如对以国家所有为主导的混合形式的所有制的承认，这种奇思怪想当然不算数）。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并不处于一个以科学的确定性预言人类将如何攀爬历史之阶梯的位置上，也不愿意面对“使历史驽马拼命向前”的革命动**而偏好卡尔·波普尔意义上的“社会工程”[32]。
以上在涉及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时所讨论的生产方式的三要素定义和个人发展、漫长的过渡时期、社会形态存在三阶段概念，与当前的俄罗斯改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马克思通过与地理形态的类比引入了社会形态的概念。历史灾难（俄国现在正经历着其中之一）与地理灾难相似，它们使古代的地层**出来了，就历史而言，露出来的是古代的心理地层。在弗洛姆看来，当“文明生活的常规形式”被摧毁后，远古的冲动——弃绝个体化给予人的一切并使历史的时钟倒转的努力——隐藏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和表面，表现在宗教狂热中，表现在种族的、人种的以及党派的排他性中，表现在仇外中，也表现在准精神病的领导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中。在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退化现象中，弗洛姆看到了“群体的自恋”——“一种如此强烈的感情，以致在许多人那里可以与性本能与自我保存的本能相比”。科学的思维和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33]与群体自恋相对立。诉诸远古的意识水平、促进“多重真理”的反科学理念的许多当代艺术、宗教和哲学流派，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在这场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战斗中，进化的马克思主义负有在最重要的方向——历史方向上捍卫科学思维的使命。
正在得到解放的个性与抵制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远古心理冲动之间的斗争，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俄国历史时期的深刻内容：原始集体主义的残余在与改革相对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把自己在俄国能站稳脚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里正在讨论的心理现象（我这一代人过去某个时候曾跟在诗人后面重复“个人等于零”），对改革前生活的怀念则有时相应地表现为一种神经官能症。对于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都使改革变得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的认识，在这些条件下，只能起社会治疗的作用（与心理分析方法对神经官能症的治疗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
否定过渡时期是典型的乌托邦思维，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是我们社会的特点。按照某种定义，乌托邦思维的特点可以确定为：它认为某种在质上全新的东西可以突然地、未经以往的发展作准备而产生。[34]本质上，这是古代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对于进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漫长的过渡时期是个人加入到生产方式定义的直接结果。按照“形态”的思想，市民社会只有在私有财产已经冲垮集体精神的堡垒，赋予生命一种自由民主的个性，并最终在俄国确立起一种新的（三要素，包括个人）生产方式后才可能出现，因为“民主不是存在于法律中，而是存在于人民中”。企图跳过私有财产阶段，从原始的俄国集体主义直接迈向社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著名格言“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35]。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一种把历史看作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形态）的有序序列的观念，这些制度中的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形成这种制度的生产方式。这种观念排除了计划（国家）经济和市场经济以任何比例共存的可能，而这种共存是在各种政治纲领中被经常提到的。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在经济生活的相互竞争的形式中只有一种形式获得对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性质，其他的形式则退居边缘，变成一种制度外的因素（例如，社会主义之下的“集体农庄市场”就是如此）。计划经济取代了新经济政策，与其说是由于党内某些团体的邪恶意志，不如说是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中内在冲突的发展。[36]“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可以或者变成社会主义或者变成资本主义；当代中国正在谈论的“社会主义市场”，只是一种过渡形式。
四、进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
如前所述，我已假定在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的世界历史经验同样适用于俄国。但有时正是因为从“俄国特点”出发，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的否定态度，把它当作来自西方的在我们广袤无垠的空间中不应该有它的位置的“幽灵”。关于俄国独特性的争论与“形态”中所涉及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每种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公社类型：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斯拉夫公社也被提到[37]，马克思将其看作是东方公社的一种变形。[38]在公社阶段的差异必定影响了俄国的独特历史道路。但是这种差异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的可能回答包含了广阔的领域：从产生于斯拉夫公社的“特殊的斯拉夫生产方式”的概念，到把俄国的历史归类到（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相邻国家的规律之下。
那么，民族独特性（“按照定义”它是任何民族都固有的）和普遍的历史规律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看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对民族的历史与足够广阔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在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了具有普遍性的“稳定的历史内核”后，才可能揭示超出内核范围的不再重复的只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才独有的东西——真正的民族特性。与此相反，一些学者实际上却试图通过内省，通过仅仅从俄国历史出发并拒绝与任何其他文化对话来发现俄国独特性的蛛丝马迹，殊不知，离开了与其他文化的对话，真正的自我认识就是不可能的（В。Б。帕斯图霍夫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9]）。但是，毕竟，每个种群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只提独特性的程度。我试图确定俄国有多么独特时，将要考虑不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而是一套社会组织的信息转轨，并且还要考虑宗教的特殊地缘性（然而，它是从分析的抽象理论水平迈向具体历史水平，从我们称之为形态的理想的社会组织到已经现实存在的文明和社会的另一步）。
一种社会形态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达到最大限度的保守。不仅权力结构和“建立在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机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制度的抵抗力”反对革新[40]，而且在这一社会中形成的“社会性格”（一个由弗洛姆引入的概念）也反对革新。最后阶段是一个进化的死亡终端。只有一个新的社会才能够在不丧失其成就的同时继续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为此，它必须吸收历史前辈的智慧（借鉴它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同时避免它们的衰老的疾病（主要是专制国家的权力[41]）。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历史通过各个社会机体相互间文化继承的特殊机制完成了这个任务。[42]
在旧文明中心的边缘会出现一个各种文化产生影响的领域——一个新社会对本土因素和从本土以外借用来的因素加以综合的接触带。如果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某种最佳效果[43]，那么新社会就可能变成世界历史过程的一个领导者并第一个进行制度间的转轨。在接到文化的“接力棒”并用其自己的成就丰富了它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领导完成了其发展的最后阶段并且把接力棒交给别人。这种“进步的接力赛”的方向总体上是由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决定的[44]：从大河流域最古老的文明经过克里特岛、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到法国北部、荷兰和不列颠。接力赛计划的转轨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有一个复杂的结构：革命、战争和外国的入侵在新旧制度的要素和平共存时期交替发生着。综合的过程的特点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复杂的辩证法，这个过程又分解为一系列阶段。[45]生产力的毁灭和重建，人口和精神文化成就的湮没，统治精英的更替，有时会长时间地减缓历史的进程（多利安人在征服迈锡尼希腊以及日耳曼部落定居于罗马帝国的领土之后的没有书面语言的“黑暗时代”）。过渡时期的一个典型开端，是对革命之前18世纪法国形成的寄生制度进行改革的尝试，这个过渡时期的终结，是按照马克思的名言“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的出现。
过渡时期的血腥混乱划分出了文明的一个个“生命周期”：克里特岛—迈锡尼文明、古代文明、封建文明，以及“在列宁看来”终结于“作为其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革命和殖民帝国的瓦解的古典资本主义文明。
进步的接力棒绕过了俄国，但是处于历史边缘的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那些现在在当代经济的“等级表”中占据了高位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与它们一道，俄国后来被拖进了另一个历史洪流：在英格兰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之后，开始了社会生活新形式向欧洲西部和南部的持续推进。与进步的接力棒不同，这个过程不会导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发生的只是在历史业已获得的东西的范围内文化潜能的平等化。新事物不是与旧事物相伴而生，而是取代了旧事物的位置。在追赶型的国家，改造的主要形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变化的基础尚未被内在的发展所准备好的情况下，将要实施的变化在外在因素的压力下首先只有通过国家自身才能够被实现。但是国家绝不会致力于深刻的改造。相反，自上而下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现存的各种秩序。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改革充满了内在冲突，改革的结果经常与改革者的初衷不符，而改革者的个人品质则与他们的活动的客观结果不相吻合。来自国外的新思潮首先被社会和思想的上层所掌握，而下层仍为旧的东西所支配。波克尔（H。Buckle）针对当时的德国写道：“被法国智慧突然激活的德国智慧，发展得极不正确，所做的事超过了国家普遍文明的要求。结果是：在欧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在最高的和最低的思维能力之间存在如此宽阔的鸿沟。德国的哲学家拥有……一种思想的高度，这种高度使他们扮演着文明世界领袖的角色。德国的人民……实际上更为无知，较之于法国或者英格兰等的居民，更不适合指导他们自己。”[46]我们实在不能继续引用19世纪中叶最具现实意义的这本著作的话了。我们面前有目击者对经历了这一最显著分裂的德国社会的描述材料，阿谢泽尔[47]、В。Б。帕斯图霍夫，以及许多其他人将这种分裂不仅看作是俄国历史非常重要的（的确如此）特征，而且看作是俄国历史的决定了其特殊性的标志性特征。
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俄国的历史就是在追赶型欧洲国家过渡时期的普遍模式中形成的。[49]不仅如此，当前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最后阶段的尝试也遵循着迄今以来的同样模式。我们再一次试图把我们的船停靠在同一个港口，在这个港口，我们看见帝俄的船沉没在1917年2～3月风暴的巨浪中。[50]总之，俄国按照欧洲的模式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再次提醒大家，其中也包括一种新型个人的形成）已经有两个世纪了。
但是，也许俄罗斯道路的特殊性应该在一种与欧洲相比更为清楚地表现出来的生命周期的和把这些周期分割开来的混乱年代的彻底性中去寻找。然而，相似的彻底性在亚洲的历史中甚至可以更为清晰地追寻到。[51]按照接力赛计划，文化中心的相互取代不是亚洲的特点：符合这个地区特定的地理特征，每种新的周期在这里大致在与先前同样的地区展开。同时，进步是最小限度的：保守和进步因素的结合过分地偏向于前者。
体现这种“在原地跑步”的亚细亚模式的“经典案例”是中国的历史。在自己存在的三千五百年中，中国人已经经历了许多生命周期和巨大的无序，在损失上超过了俄国历史上我们所知的一切。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螺旋式发展的轨迹，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压扁了的”，几乎合并为一个平面的圆周。[52]因其不寻常的韧性而引人注目的亚细亚专制的“上层建筑”，在每次剧变后不断再现自己，使经济服从自己，它把历史发展扭曲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国家日益加厚的铠甲之下，人们根本不可能发现清楚地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因此，人们不得不引进诸如“亚细亚封建主义”这样的补充词汇）。
因此，被内在殖民化所充斥的巨大的欧亚空间，国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在质上不同于‘古典的’西方或东方样式”[54]的集体和个人原则的相互交织，“教派分裂”，尤其是在无数作者在有关这些主题的著作的观点中所表现的那些使得俄国明显不同于世界其余部分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使得俄国不受应用于整个大陆的历史规律所支配。
这些历史规律如何在将来表现自己？动态发展着的业已掌握了通过进化手段而不是革命剧变来限制官僚国家专制权力艺术的西方民主，显然距离经济社会形态的结束阶段还很遥远。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个人的“真正”需要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形成，这些需要把个人推向人类精神发展的整个历史所决定的方向。同时，西方社会中流行的以获取物质上的成功为宗旨的社会性格，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以及其他的“资本主义天生缺点”，可以成为通向这些社会保持“永远”领先地位之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进步的接力赛可以继续，而新的领袖将会是一个在经历了一个私有财产学校并掌握了西方成就之后用集体主义世界观丰富它们的社会，就像野蛮部落在欧洲历史上曾经两次所做的那样[55]，也就像现在的日本可能正在做的那样。特别是俄罗斯也可能觊觎领导角色，如果它能够在就历史的尺度而言较短的时间内克服当前的社会形态过渡期的混乱，并把那些固守苏联社会性格的人赶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
那么，俄国将会给世界共同体带来什么样的精神财富？想要成为正在到来的新世纪的宗教的“精神鸡尾酒”“新时代”，使西方的那些有智慧的人陶醉。它的基础是非理性的。已经从20世纪的历史悲剧中得出结论并且重新使得科学思维和进步思想获得社会信任的理性人道主义，可能变成正在席卷世界的新精神时尚的当之无愧的反对者。由于揭示了历史的进步意义，科学思维使得把已经找到的规律在时间中外推成为可能。如果假定这些规律的性质在将来（即在得到我们研究的领域之外）不会改变，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处于科学和信仰的边界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科学世界观（“理性的信仰”）作为一种新千年精神的基础之一。[56]
（马寅卯译）
[1]选自《哲学问题》，1998（8）。
[2]参见弗洛姆：《人的心灵》，375～414页，莫斯科，1992。
[3]马克思：《1857－1861年经济学手稿》，466～514页，莫斯科，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0～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参见Ф。焦凯伊：《论社会形态理论》，莫斯科，19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同上书，23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591页，莫斯科，195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参见《马克斯·韦伯选集》，158页，莫斯科，1990。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